【球場上的世界公民】講座精華節錄
談起法國，我們或者都會記得施丹等法國隊球員的名字。在上週六的講座，Boniface教授提出足球賽事有緩和種族矛盾的作用。然而，李峻嶸博士從社會學角度分析，足球始終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定律。而馬嶽教授亦從政治學角度分析，足球往往會成為民族國家試圖利用的工具。讓我們藉足球的大門，思考背後的時代格局。
撰文：港學堂編輯團隊
以下為精華節錄：
主持：Boniface教授曾經在著作中提過，足球可以成為一種達到更重要目標的工具，我們究竟可以用足球達到什麼呢？
Boniface教授：法國在98年世界盃有被稱為「黑－白－北非移民後裔」（Black－Blanc－Beur）的國家隊，球隊由法國土生土長的白人、北非人、阿爾及利亞人等組成。這隊國家隊曾經緩和了國內緊張的種族矛盾，其中很多球員都沒有法國血統，比如中場施丹（Zinedine Zidane）是阿爾及利亞血統，前鋒佐卡夫（Youri Djorkaeff）是亞美尼亞和波蘭血統，但大家都穿上了藍色的法國隊球衣，成功為法國贏得了世界盃。
我們要知道法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移民不是一個負擔，反而是一個機會，去回應那些說要封鎖國家邊界、起圍牆、單純捍衛白人利益的人士。有人說法國人是一個白人民族，這是不正確的，法國是一個混合的民族，法國充滿了移民，我們亦透過足球而連結在一起。我一個最要好的朋友曾跟我說，就算你是種族主義者，你也不會想將施丹驅逐出國家隊，因為你不可能忽視他的才能。
當法國贏了世界盃時，有些法國人說希望將國慶日由7月14日改成12日。當時有超過百萬人在香榭麗舍大道，施丹捧著金杯，從凱旋門展開巡迴。那些會投國民陣線（現時的法國右翼政黨）的選民不應該忘記法國團結的一天。
我們再談一些貼近我們生活的，當法國人週末走到足球場踢球，你看到的是什麼？你看到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踢足球。在球場上，你不會問別人相信哪一個神，他們來自哪裡，你們就是同一個團隊，在輸球時我們一起傷心，在贏球時我們一起慶祝。當你是一個六歲的小孩參加球隊，那裡不會有種族主義，因為大家也需要大家。球賽是連結大家最好的方法。
我們今天看國際賽，當法國隊在球場上出現時，法國球迷不會問大家來自哪裡，在哪裡工作。你不會對這些斤斤計較，大家都在一起支持著法國隊。所以說，足球是連結人們的媒介，它是一個集體運動，它是對抗種族主義、對抗仇恨最好的工具。無論你是窮人、富人、來自哪裡，在球場上，我們都是一起的。有一句話說，足球不是關乎生死的對決，足球關乎更重要的東西。
（Boniface教授後來補充說，足球到今天也是極權政府害怕的運動，比如伊斯蘭國就禁止民眾參與足球賽事。這反映足球關乎人對自由的追求。）
主持：謝謝Boniface教授，我想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事實上，香港隊也是很種族多元的。今天我們目睹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抬頭，比如是歐盟國家、美國等。我會想知道馬教授會怎麼看民族主義和足球的關係？但在那之前，李博士，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Boniface教授談到足球可以改善社會經濟分歧，在球場上我們不會問一個人的宗教背景、經濟背景等。然而，不少足球的現況也是現時的社會經濟分歧造成，比如李博士曾撰文討論“踢假波〞，也不能忽略社會與經濟背景。李博士，你可以闡述一下這方面的觀點，或者回應Boniface教授的觀點嗎？
李：較不認為足球讓社會變更平等
李峻嶸博士：我是較悲觀的。我較不認為足球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更平等，或減少社會壓迫。
足球或競技性運動為我們帶來樂趣不是沒有原因的。競技性比賽總是反映了一些資本主義最壞的特徵。有人一定是贏家，有人一定是輸家。而球員不應挑戰球證的權威。
當然，足球員總是不太遵從這規距，但若我們看看欖球，欖球員絕對不會挑戰球證，當球證判罰，球員會立刻接受。我們也要明白，足球或競技性運動是資本主義的製成品。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不能容忍我每天看到關於足球的消息，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我固然是一個很熱情的球迷，但球賽往往反映了一些我們社會最壞的特徵。
我們舉一個例子。法國人在1998年很高興（李博士望向Boniface教授）。可是，作為巴西隊的支持者，這是我最糟糕的回憶：三比零慘敗，而朗拿度在那賽事中沒有表現！
（馬嶽教授回應：這都是Nike的錯，Nike在98年後減少了對巴西隊的贊助）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以及球賽商品化的問題。所以，當一個國家很高興，另一個國家就會很痛苦，在球會的賽事中，這個邏輯也是一致的。所以，這也解釋了講座影片中那些球迷衝突為何會發生。（注：講座開始時播放了球迷在球場中格鬥的影片）
最糟糕的是，我們不被允許去挑戰制度。這也強化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這世上一定要有贏家和輸家。固然，我們也要提到在2002年世界盃前夕，有些法國球員在公開批評法國民族陣線，這是一個輝煌的行動。我很敬佩利利安·圖拉姆（Lilian Thuram），他是我最喜愛的法國球員，但純粹是因為他的政治理念，而非因為他在1998年踢入了兩球贏了克羅地亞。他在其他賽事中沒有入球。而我在當晚是支持克羅地亞隊的，因為我希望克羅地亞和巴西在決賽中對決，而非法國隊，這是很明顯吧！（眾笑，Boniface教授給boo手勢）當然，法國人在1998年贏了世界盃是一件樂事，而法國隊也很種族多元。而回到香港，我們也高興我們的球隊很多元，兩年前曾經擋住了中國隊兩度的攻勢。可惜的是，那種包容性、寬容很短暫。
舉例說，當我們在街上看見非洲人或大陸人，那種歧視依然會出現，所以我對足球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有所保留。
馬：足球讓人們尋找身份
馬嶽教授：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我會由國際政治的分析講起。在冷戰結束不久之後，很多人十分樂觀，比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歷史之終結》，主張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年代已經結束，人們將會向著終極目標－－民主高歌前進。然而，事實證明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才是正確的。我們進入了「文明衝突」的年代，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平息下來，人們需要一種新身份，他們便選擇了一些原始的身份，換言之，就是種族主義及民族身份。而足球或者體育就成為了一種非常方便的象徵去讓人們尋找他們的身份。
我認為，足球（或體育）與政治（或民族主義）的關係早在20世紀初已經開始。現時我在中文大學教授一門課－－體育的政治。我經常告訴學生，在最初的奧運會－－最早的奧運是由法國人舉辦的－－ 參賽者不用根據國家來進場，他們能以個人運動員身份進場。例如在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你是可以以個人名義參賽的。因此，從世界公民的角度去分析，我們沒有必要以國家隊身份去參加國際比賽。這些都是民族政府建構出來的。
然而，正因為體育是一種非常方便又有用的工具去宣揚民族主義和民族身份，才會有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利用柏林奧運會去宣傳其納粹主義的例子。在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政府如阿根廷、巴西，經常利用其足球隊的成功去宣傳軍政府的民望，以及轉移人民對日常壓迫的注意力。
思考何謂「香港人」
香港的案例非常有趣，它要求我們去重新思考何謂「香港人」。呂大樂教授曾經說過一個非常著名的論點，他指出1975年亞洲盃資格賽香港對北韓是對於「香港人」身份來說非常重要的事件。在座各位應該記不清這場比賽了，但我依然記得直到十一時半還聽著收音機。 那時候的北韓隊是亞洲一流隊伍。（馬教授向Boniface教授說）你還記得1966世界盃資格賽北韓打敗了意大利嗎？
1975年的那場比賽中，香港隊踢到了加時，三比三，卻在第14輪十二碼輸掉了。我依然記得施建熙錯失了最後一個十二碼，那像是一個三小時的足球比賽，所有人都記得香港運動員曾經站在亞洲一流的舞台上。
當我們把七八十年代的港隊和今天的港隊比較時，如李峻嶸所說，去年的港隊是很種族多元的，我們有來自非洲和內地的球員。我相信他們當中很多人都並非在香港出生和長大。七八十年代則截然不同，我們會認為那時候的球員都是香港人，因為他們說廣東話。
我們看着他們從17歲起開始比賽，我依然記得山度士作為一名替補球員初次上場的是在大球場舉行的南華對荃灣的比賽。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他作為替補一路繼續參賽。這讓我反思，儘管有那麼多針對其他種族、針對內地人的仇恨，但當球員代表香港時，人們依然為他們歡呼打氣。所以到底什麼是「香港人」呢？我認為當中還有很多空間需要重新思考。
對我來說，我在不同國家觀看不同國際比賽的經驗中明白，來自不同國籍及民族的球迷其實很容易打成一片。我記得在法蘭克福河邊，兩個分別來自摩洛哥和墨西哥的球迷一邊跳舞一邊看突尼西亞對西班牙。這是很美好的經驗，反映了對一般球迷、一般足球球員來說，政治並不存在。那都是政客為了他們的政黨和政治利益而操控出來的。
儘管牽涉了金錢（交易），但對於普通球員、著通球迷——我們這些純粹喜歡這種運動，星期天會在公園踢球的人來說，足球的美好之處在於教會了我們和平、平等及其他美好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