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豈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李波事件」中央欠港人清楚解釋
正如當年的香港警隊亦存在不少害群之馬，甚至與黑社會同流合污，急需進行改革；中國公安今天也同樣需要徹底的改革。如果能將政治生態轉好，就像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後香港警察發生的改變一樣，在符合科學治理的體制內，個人的良知更能得以彰顯。
「李波事件」表面上「塵埃落定」，實際上並沒有。在過去一段日子，這件事讓香港籠罩在「被失蹤」、「被綁架」、「被認罪」的陰霾下，人心惶惶。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給關心此事的港人一個清楚解釋，把事件的真實狀況說個明白，以緩解關心「一國兩制」的香港人的焦慮。如果有些人以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最糟糕和愚蠢的處理方法。「李波事件」處理得不好，將會讓中港之間本來就日益脆弱的「互信」雪上加霜，帶來誰也承擔不起的、不願意看見的、持續惡化的信任關係。
「依憲治國」為第一要義
中央政府各個部門都應該認識到香港與大陸的差異。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過，針對歷史事實而制定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不容動搖，他還強調了「依憲治國」的重要性。《基本法》是中國憲法的關鍵組成部分，《基本法》保障香港公民的基本權利，維護《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第一要義。憲法的尊嚴與「一國兩制」的重要性遠大於任何大陸的官僚作風及香港執法部門的被動態度，也不可能妥協於一些官員慣於矇騙過關的陋習。在「李波事件」上，中央政府應該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將事件原委公諸於世，既服香港人的心，更可讓大陸官員和整個社會上了一堂「憲法課」；相反，越是隱瞞，就越會招致更多的揣測，既打擊了香港人的信心，更觸動了大陸人民對「依憲治國」的質疑。
《基本法》第18條明文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而附件三所列載的全國性法律，亦只限於國防、外交和涉及中港關係的法律。李波事件是否觸碰到了「越境執法」的事實，它的結論將挑戰「一國兩制」的核心精神，更違反了中共提出的「依憲治國」底線。這不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
大陸的一些部門和主管存在一種誤解，在「回歸」的大背景下，以為中港之間已無區別，這是對「一國兩制」的嚴重誤解。這些部門和主管應該認真學習《基本法》，了解香港在中國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獨特地位，才有可能避免重蹈「李波事件」的覆轍。
「一國兩制」在誕生之日起，就肩負重大的政治使命，它既是用來解決香港、澳門回歸的「定心丸」，也影響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認知。三地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任，直接影響到他們對中央政府和回歸的信心。同時，「一國兩制」作為重要的政治構想，《基本法》作為中國《憲法》的事實延伸，同時影響着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體制的信任。中共作為執政黨，應知歷史上不少事件，例如文革、六四等，都會影響人心向背。「李波事件」在香港人心目中，是一次極重大的信任危機，處理時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香港自回歸以來，市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一國兩制」的落實。換言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到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公道自在人心，中央切不可失信於民。
搞清楚對象 放李波一馬
不過，在追查「李波事件」真相的過程中，香港媒體不應該將受害者當成「責任方」。李波是新聞當事人不假，但一些媒體對於李波本人的追問，乃至指摘其「幫助中共隱瞞事實」或「不負責任」，顯然已經超出李波需要承擔的責任。有很多話，李波如果可以說，他當然會說，而他不願意說的，背後也會有其難言之隱，一味地逼問李波，把鏡頭對準李波沒有意義。一些輿論甚至要求李波「站出來」，這顯然是過分的要求。李波不過是一名平凡的「禁書」商人，開書店、出版書籍，他不是政治人物、不是革命家，更沒有義務扮演「烈士」的角色。既然香港是堅持言論自由的地方，那麼「禁書」商人也應該與普通市民無異，在媒體面前，他沒有多於普通人的責任。媒體的強力追問，或令李波在不經意間講出對他及他的家人不利的話，結果或許會令媒體銷量增加，多賣一些廣告，滿足了某些人的好奇心或情緒，卻不一定是公義的行徑，更可能侵犯了李波及其家人的權利。如果是這樣，公權力或輿論對李波的傷害又有什麼分別？所以，追查事實原委應該，但對李波咄咄逼人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跟公安的做法沒有太大分別，或許媒體應該放李波一馬。
在任何政治權力的博弈中，升斗小民是無力的。正如作為媒體不應該贊同年輕人在旺角事件中對警察扔磚，也不應對個別持不同政見者採取「批鬥式」口誅筆伐一樣。媒體的對手不是個別的弱勢群體，而是「當權者」，不論是主導社會體制的政府，或者是在某一瞬間在街頭佔據有利位置的示威者，只要在不法、無理、不公的情況發生就不應受到鼓勵。媒體更不應該帶着先入為主的偏見進行採訪報道，媒體的職責是建立有效掌握事實的理據，盡可能尊重當事人，特別是對待受害者的方式，將事情向公眾說明，繼而提出自己的觀點。
「李波事件」是個契機
對「李波事件」的處理和解讀都不可以簡單化，更不可一刀切，媒體應該幫助社會了解事件背後複雜的政治議題。中國的執法部門過往有不少拙劣的前科，這是事實。有些人為大陸官員辯護，認為大陸官員還有不少是廉潔的，不應該以偏概全。以偏概全當然不對，然而，用抽象的評價去掩飾局部事實就更不可取，最荒謬的是企圖對違法腐敗行為高舉輕放。官員或許應該以更誠懇的態度接受群眾的監督，就算指責有些過火，也應該理解。他們應該意識到，相比之貪腐官員讓人民所受的委屈，官員的這一點「委屈」又算得上什麼呢？
中國的權力部門確實有劣績昭彰的名聲，甚至存在不少「半個黑社會」式的人物，人們應該記得當年重慶的打黑運動，演變成不同勢力在搶地盤的戲碼。正如當年的香港警隊亦存在不少害群之馬，甚至與黑社會同流合污，急需進行改革；中國公安今天也同樣需要徹底的改革。如果能將政治生態轉好，就像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後香港警察發生的改變一樣，在符合科學治理的體制內，個人的良知更能得以彰顯。
「李波事件」挑戰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最大的「輸家」其實是中央政府。中港之間的關係，早已呈現出「陸強港弱」的局面。作為「強」的一方，必須主動展現出最大的氣量與善意，才能促進更有效的互動。只要處理得當，「李波事件」可以不成為香港人認識國情的「負面教材」。
大陸一直強調經濟要從「粗放型」向「精細型」轉型，其實大陸的國家治理同樣應該從過去的「粗放型」向「精細型」轉型。於是，中央政府更應該將「李波事件」徹底清查，將事實原委公之於眾，有錯必糾，扭轉人們對中央政府的誤解，深化改革、加快轉型。從這層意義上說，「李波事件」或許可以是一個契機，中央政府應該把握，而非逃避。能否轉危為機，則考驗當局的政治智慧與管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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