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重拾特首「領導力」 林鄭月娥的第一課
本周六（7月1日），林鄭月娥將會正式上任特首，對於她的上任，不少社會人士對她開出各式各樣的願望清單，如果當中部分建議是有助緩和社會的緊張氣氛，帶來和諧，林鄭月娥不妨順水推舟，為自己贏取一點掌聲，以樹立施政新風。但林鄭月娥要當一個積極有為的特首，就不能只圖贏得一時掌聲，而是必須着手處理社會的各種深層次結構矛盾。要達到此目標，林鄭月娥的第一課，將是深思如何當一個具「領導力」的政治領袖。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也是林鄭月娥和她的新班子宣誓就職的日子。對於林鄭月娥的上任，雖然有不少人批評她的班子大多是老面孔，口裏說對林鄭月娥沒有多少期望，但現實上，香港經歷了梁振英五年來差強人意的施政之後，社會上充斥着不少問題以及怨氣，香港人或多或少都希望在告別梁振英之後，接任的林鄭月娥能夠盡快撥亂反正，還社會安寧。
社會「願望清單」 林鄭應積極跟進
而不少社會人士對林鄭月娥開出了各式各樣的「願望清單」，例如重新開放俗稱「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擱置政府委託房協研究郊野公園建屋的計劃，以至取消小學三年班的基本能力評估（即簡稱BCA）考試等等，期望她上任之後能夠運用特首的權力，解決這一系列由梁振英所遺留下來的麻煩。
就此，林鄭月娥不妨積極地考慮這些社會人士的提議，既為她個人、也為社會增加一些正向能量。因為林鄭月娥自參選以來，不少人認為她是「梁振英2.0」，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一直拖累着林鄭月娥的民望，即使她事實上不是「梁振英2.0」，更就此多番辯解，但很多仍抱有懷疑態度的市民，期待着林鄭月娥以實據作證明。
如果林鄭月娥在上任後，以其特首的行政職權，果斷地解決諸如開放公民廣場、郊野公園建屋研究等可以即時處理的問題，相信可為她贏得公眾的掌聲，或至少令一些懷疑她是「梁振英2.0」的人士，重新審視其判斷。這對林鄭月娥樹立與梁振英截然不同的施政新風、提振現時仍然偏低的民望，為新政府打開施政新局面，相信會有正面的助益。
而且，這些較為「速食」式的舉措，亦有助緩和社會的緊張氣氛。因為梁振英過去五年來，每每以鬥爭思維施政，就如提出研究郊野公園建屋，便是要「人民鬥人民」的典型產物，香港社會對於這種事事鬥爭、不斷製造矛盾的折騰，感到相當的厭倦，林鄭月娥上任之後若能迅速地撥亂反正，糾正梁振英的施政缺失，將可為深感痛楚的社會大眾開出特效止痛藥。
要贏一時掌聲 更要治深層次矛盾
然而，林鄭月娥不應自滿足於贏得一時掌聲，或短暫地為社會止痛，因為香港現時正面對的，並非如開放公民廣場與否、郊野公園建屋與否的表象式問題，而是源自經濟結構，造成社會利益分配不均所引發的深層次結構矛盾。要化解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香港需要的並不是一顆「止痛藥」或一些小修小補的措施，而是果敢地推進經濟、社會等一系列改革，以根治箇中癥結。
林鄭月娥和她的班子有沒有這個能耐？相信在此時此刻，公眾暫時仍然不敢貿然寄予厚望，因為她的「新班子」其實只是一個「舊班底」，一眾司局長之中，有九人是公務員出身，而林鄭月娥本人最初也是一名政務主任，令到整個林鄭團隊充滿濃厚的「公務員治港」味道。而公務員向來予人善於執行指令，但欠缺創見與前瞻性的印象，辦起事來或雷大雨小、或頭痛醫頭，對於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往往會顯得一籌莫展。事實上，林鄭月娥的公職生涯也不乏這類案例，例如她曾牽頭處理的新界村屋僭建、丁權截龍、人口政策改革等問題，最終都成效不彰，甚至在爭爭吵吵一輪後，卻未見寸進。
但是，「公務員治港」是否就注定林鄭月娥的五年任期，將會一事無成？其實「公務員治港」未必是一個問題，真正的關鍵所在是作為政府之首，是否清楚明白自己是一個「做好呢份工」的打工仔，還是一個具有「領導力」的政治領袖。
對於何謂「領導力」、什麼是「政治領袖」，或許有人覺得這個討論很空泛，但在香港，其實早已不乏活生生的例子。在上世紀60年代，香港社會動盪不安，既因內地文革觸發難民潮，為香港帶來人口以至社會治安的沉重壓力，當時的港英政府亦貪污成風，加上旱災、風災以至股災，種種天災人禍頻襲重創香港。但自1971年起出任港督的麥理浩，未有受公務員的習氣所礙，亦不甘只當一個平庸的殖民地官僚，而是拿出政治魄力，當機立斷地對房屋、教育、醫療、廉政等眾多領域，作出極具前瞻性、大刀闊斧的改革。麥理浩任內並沒有囿於「大市場小政府」的迷思，帶領着當時的公務員團隊，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興建地下鐵、成立廉署、落實九年免費教育等宏大構想，為香港往後數十年的繁榮與發展，打下了強健的根基。
「經紀」作風治港 施政走上歪路
只是在麥理浩之後，特別是回歸以來，政府首長以至公務員似乎已經漸漸忘記什麼叫做「領導力」，將自己的角色由香港社會的牽頭者、帶領者，退居成為「中間人」，以為社會所遇到的種種問題都可以放手讓自由市場解決，政府則淪為遊走於不同利益群體的「經紀」，只要居中牽線促各方討價還價，就可以尋求出解決社會矛盾的「共識」。
惟正如《香港01》一再指出，香港正面對的，是由於社會利益分配不均所引發的深層次結構矛盾，而造成這個狀況，和政府長時間以來的無為放任脫不了關係，如果政府繼續袖手旁觀，不但無法化解矛盾，甚至只會令矛盾變得更加尖銳。
箇中顯例，就是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規管工時問題。梁振英政府以為，工時是一個「自由市場」的問題，因此成立所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只是找來勞方與資方代表在委員會的談判桌上對撼，政府則站在一角，當這場勞資搏鬥的裁判。結果在資方獨大的現實下，勞方以至社會大眾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訴求被否決，換來只是明顯偏向資方利益、雞肋也不如的合約工時制度，香港普羅市民面對的全球最長工時困境，便在資方的予取予攜、政府的隔岸觀火之下，繼續緊纏香港。
領袖要有承擔 有所為有所不為
這種「經紀」式的作風，不應是香港政府奉行的施政風格。事實上，在上世紀60年代，港英殖民政府尚且對勞工保障有所擔當，在工商界反對下仍決意定立俗稱「勞工假」的有薪法定假期制度，為工作壓力逼人的普羅打工仔減壓；以至前特首曾蔭權亦在汲取工資保障運動的失敗教訓後，在商界大力反彈下仍決意推動最低工資立法。凡此種種，在在說明政府首長在社會矛盾面前，不應甘於當一個毫無立場的「經紀」，而是對社會整體利益有所承擔、敢於挑戰既得利益、改變利益分配格局的領袖。
因此，是否「公務員治港」並不是問題，港英年代的「公務員治港」，令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改善。林鄭月娥的團隊就算是「公務員治港」，真正問題也只是在於林鄭月娥能否先改變自己的公務員思維，準備好成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治領袖。
梁振英當了五年特首，留給香港以至林鄭月娥的，是一個問題叢生、矛盾處處的攤子：工時世界最長、樓價全球最貴、貧富懸殊全 球最嚴重。面對層出不窮、日益尖銳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林鄭月娥必須有確切的認知，她並不是一個試圖討好各方的經紀，而是明白政府施政有時需要有所取捨，尤其是在各種利益矛盾之前，要做一個根據社會整體利益作出抉 擇的領導者，帶領她的「公務員」團隊迎難而上。
只要林鄭月娥充分掌握一個政治領袖與經紀的分別，對於一些具體的政策難題，例如標準工時立法、強積金對沖、房屋政策、退休保障制度等等，應該更能為香港撥開迷霧，有更清晰推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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