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艦影幢幢論巡洋艦】清末民初的「快船」夢如何破滅

撰文: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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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國屢遭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入侵,由此萌發創立現代化海軍以資抗衡的念頭。然而囿於守舊派抵制、派系爭端、事權不一、缺乏歐美軍事科學新知與財政拮据等因素,清朝內部對海軍艦種、威力、數目、自造或外購、與如何配置有過相當多爭論,其中任務定位與建造過程最起波折的大型艦隻,恐怕非當時被稱作「快船」的巡洋艦莫屬。

在大艦巨炮的刺激下,清朝對於鐵甲艦作為海戰主力的認知還算清晰,然而要用哪種「快船」輔助鐵甲艦卻走過彎路。起初,揹負自製船艦民族重任的福州船政局,於1876年便向法國購買鐵木合構的 「巡海快船」圖紙,1881年開工造艦、1883年下水,是為「開濟」號。開濟號排水量約2200噸,時任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1827─1894年),興奮地向朝廷稱許這艘自製巡洋艦的性能「機件之繁重,馬力之猛烈,皆閩廠創設以來目所未睹……尤為各船所不可及」,給了頗高評價。

左宗棠創設的福州船政局,曾自製多艘軍艦供清朝水師使用。(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在建造開濟號的同時,創設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1812─1885年)也向德國訂製仿開濟號式樣的兩艘軍艦,是為「南琛」與「南瑞」號。迨開濟號完工並撥歸南洋水師使用後,左宗棠見到自製軍艦的功能並不遜於外購艦,於是又向福州船政局要求續建「鏡清」、「寰泰」號巡洋艦。接着兩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年)又替廣東水師訂製廣甲、廣乙、廣丙等巡洋艦。一時之間,清朝的造船工業蒸蒸日上,似乎大有可為。

然而,淮軍重臣李鴻章(1823─1901年)對湘軍與南洋水師的發展並不樂見,對鐵甲艦與快船的功能也認識不清。李鴻章曾聽信英國籍海關總税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年)與其助手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年)的話,以為鐵甲艦已過時,遂於1875年購買3、4百餘噸的蚊子船多艘當作「守港利器」,並阻撓南洋水師購買鐵甲艦的計劃,宣稱「南北洋面萬餘里,一旦有警,僅得一二艘,恐不足以往來扼剿」。沒想到蚊子船炮大船小、穩定性差的缺點,根本無益戰局,也使跟風購船的各省督撫埋怨不已。

晚清名臣左宗棠,他創設了福州船政局。(網絡圖片)

但李鴻章不思記取教訓,又根據赫德與金登幹的推薦(諷刺的是,赫德與金登幹也非軍事專家),認為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新製的非裝甲巡洋艦,既快速又安裝衝角,「可保追趕碰壞極好之鐵甲船」,遂又於1879年訂購2艘排水量1,350噸的「快碰船」,並命名為「超勇」與「揚威」號。

然而兩艦的成軍既不勇猛也沒立威,不但於歸國途中經地中海時失散,超勇號經蘇伊士運河時又觸礁故障,實可謂多災多難。且兩艦入列後,又有久行遲滯的毛病,令李鴻章不甚滿意。

李鴻章外購的超勇號巡洋艦,其與揚威號的性能並不甚令北洋海軍滿意。(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眼見南洋水師日漸壯盛的李鴻章十分着急,深怕自己在海軍建設的鴻圖裡失勢,加上日本、英國與俄國的進逼,這才醒悟「能與鐵甲船敵者惟鐵甲船,能與巡海快船敵者惟快船,故鄰有鐵甲我不可無」。1880年李鴻章命李鳳苞(1834─1887年)在歐洲考察船廠訂購軍艦,最後選定德國伏爾鏗造船廠(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打造大名鼎鼎的定遠與鎮遠艦,以及「穹甲快船」(裝甲巡洋艦)濟遠艦。

此外,由於開濟、南琛、南深三艦於中法戰爭時,竟躲在浙江寧波鎮海口避戰,不敢對敵法軍的鐵甲艦,這種糟糕表現使船政大臣裴蔭森(1823─1895年)與左宗棠等人於1885年上疏祈請再自製裝甲巡洋艦龍威號。但1890年龍威號竟被李鴻章調往北洋艦隊,並改名為平遠艦。得了便宜的李鴻章,在評論平遠艦的性能時還不忘挖苦道:「惟嫌吃水過深,行駛稍緩……以之歸隊操練,聊助聲威,尚未可專任海戰」,流露湘淮不和的醜陋政爭,更令南洋水師的裝備日愈不如北洋水師。

來遠號裝甲巡洋艦。(維基)

李鴻章倚恃的海軍主力,除了前述的定遠與鎮遠艦外,尚有1885年向德國伏爾鏗造船廠訂購的經遠、來遠號裝甲巡洋艦,以及託英國打造的致遠與靖遠號裝甲巡洋艦。而這4艘2千餘噸的鉅艦之所以分頭給英德建造,也暴露清朝主事者罕有新式軍事學養的真相。當德製濟遠艦下水後,未得到訂單的英國人猛烈攻訐濟遠艦的毛病,並提供新的設計方案,德國也反過來指出英國方案的不妥。不知如何取捨的清朝,在李鴻章「海軍甫設,不妨並存其式,他日駛行日久,利病自見,再專擇其一推廣仿造」的意見下,決定交由兩國分頭造艦。雖然當時英德兩國所造艦隻咸稱精良,但此舉不利後勤的統一維修,也彰顯近代中國工業與國防體系落後、自主性低,只能仰賴外人的尷尬現實,因此只能遷就列強,各種兵器都先買了用了再說。

不過雖然清末海軍的建設浮現各種弊端,但這批艨艟巨艦終歸是當時亞洲首屈一指的威風神兵,《北洋海軍章程》裡也形容「查海軍戰艦以鐵甲為最,快船次之」,故在震懾內外上具一定效果。如1882年朝鮮壬午軍亂時,超勇與揚威號巡洋艦便奉命戍守仁川,同日軍對峙;1888年台灣台東的漢人與高山族爆發民變,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1836─1895年)也率致遠艦與靖遠艦前往協同鎮壓,堪稱小有戰果。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網絡圖片)

但是在經歷對外大型戰陣的考驗時,北洋海軍的弱點與清朝體制的衰敗頓時暴露無遺。李鴻章本人也明白這些問題,遂於1894年甲午戰爭初期,指示丁汝昌「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這雖有不敢曝光北洋海軍虛實的無奈,但也讓鐵甲艦與巡洋艦的機動性和破壞力無法徹底發揮。不過這些缺陷,無礙於北洋海軍官兵們展現浴血死戰的英勇意志。

黃海海戰時,速度最慢、火力最弱的超勇與揚威號巡洋艦立刻成了日軍圍攻的標靶,但仍在沉沒前奮力擊傷日軍吉野、秋津洲、高千穗與浪速等艦;比睿號亦於北洋海軍炮擊下負傷退出戰場;平遠、鎮遠與定遠合力重傷日軍旗艦松島號,迫使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亨(1843─1914年)逃至橋立號繼續指揮。而最壯烈的便是致遠號,管帶鄧世昌(1849─1894年)督率傷痕累累的軍艦衝撞吉野號,惜乎中炮沉沒。可悲的是,致遠號被擊沉後,濟遠與廣甲號見狀隨即逃逸回旅順,負傷的靖遠、經遠、來遠等艦也相繼駛離,造成海上僅餘定遠與鎮遠同日軍5艦周旋的慘狀。事後,最先遁逃的濟遠號管帶方伯謙(1853─1894年)遭論罪處斬,但這已絲毫無助清朝挽救敗局。

2018年11月於英國檔案館發現的致遠艦設計圖。(新華社)

雖然李鴻章意欲亡羊補牢,向智利、阿根廷或巴西緊急購置新式巡洋艦同日本再戰,但由於外國掮客的玩弄與日本的截買,此事成了泡影。最後困守山東威海衛劉公島的北洋海軍殘艦們,於1895年1月突圍無計後向日軍投降,丁汝昌等多名海軍高官自殺殉國,鐵甲艦鎮遠成了日本擄掠的最大戰利品,濟遠、平遠、廣丙等巡洋艦也隨遭奪去。就這樣,清朝失去了苦心經營的第一支現代化海軍,原本飄揚於各艦上的龍旗全被降下,正象徵這腐朽王朝的黯淡前景。

北洋海軍覆沒後,清朝僅剩開濟、南琛、南瑞號等老舊的巡洋艦妝點軍容,對嚇阻外敵幾無作用,遂火速向德國訂造海容、海琛、海籌三艘近3千噸的巡洋艦。接着1899年向英國購買的海天、海圻號巡洋艦也赴華成軍,排水量超過4千噸,這五艦遂成了清朝再造海軍的資本。1907年清朝海軍處更擬定雄心勃勃的說帖,打算籌款添購多艘裝甲巡洋艦與戰列艦。但由於財力捉襟見肘,以及辛亥革命後軍閥橫行,使中國海軍缺乏穩固的中央政府支持建設。更糟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弱小的海軍無力在海洋上禦敵,只得奉命自沉船艦以求阻滯敵軍,使中國海軍名存實亡,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海軍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在對日抗戰自沉前,清朝遺留的海圻艦是中國海軍噸位最大的巡洋艦。(搜狐)

抗戰勝利後,日軍戰利艦與美英贈艦大批來華,替中國海軍的復興奠定基礎。其中英國贈予的輕巡洋艦重慶號,滿載排水量達到6600餘噸,乃當時中國海軍最大戰艦,故受到國民政府極度重視,蔣介石甚至於1948年塔山阻擊戰前,親登重慶號召開軍事會議。而送往英國受訓的接艦人員,也俱是萬中選一的菁英,故憂國救民之心格外強烈,希望能以嶄新的巨艦捍禦中國疆土。

但好景不常,1948年重慶號剛駛抵上海黃浦江,竟被援引《中美三十年船塢秘密協定》的美軍拒絕下錨,要求改至偏僻處停泊,這令重慶號官兵大為憤懣。接着重慶號被投入國共內戰,還於塔山阻擊戰時,在海軍司令桂永清(1901─1954年)指揮下發炮擊中岸上難民,這更使艦上官兵失望。當時的魚雷兵王頤楨回憶稱,「看到老百姓的狼狽相,我們當時就想,我們參加海軍,不是為了打老百姓打人民的」。

重慶號巡洋艦原屬英國皇家海軍艦,曾是中華民國海軍最大的巡洋艦,亦是迄今為止曾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服役的唯一一艘輕巡洋艦。(網絡圖片)

於是,對國民黨不滿的重慶號士兵們開始逃亡。王頤楨、輪機兵任振修、中共地下黨員畢重遠等27人遂秘密組成「士兵解放委員會」,於1949年2月17日毅然起事,迫令艦長鄧兆祥(1903─1998年)率艦投奔解放軍。但命運多舛的重慶號開抵山東煙台後,被國軍轟炸機炸沉。雖然1951年中共將重慶號打撈出水,但經蘇聯專家評估後認為修復耗費過鉅,遂拆解報廢。

從此在頗長一段歲月裏,兩岸皆罕有大型軍艦。直到大陸的經濟、科研與工業實力不斷提升後,中國海軍的榮光才於解放軍身上臻於鼎盛。而隨着2017年上萬噸的055型導彈驅逐艦「南昌艦」下水後,巡洋艦也實質性地於中國海軍內復甦。而這一路磕絆,不但意味中國軍事的振興,更代表中國艱難自主的發展歷程,若對照清末民初幾度破碎的巨艦夢,委實教人欣慰又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