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1｜近思錄：當六四燭光晚會遭遇美國示威

6月2日，香港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宣布，鑑於香港時隔16天再度出現本地新冠肺炎感人群組，將在「限聚令」4日到期後再度延長至6月18日。而稍早前，香港支聯會亦聲稱接到警方禁止公眾集會的通知。這也意味着，香港持續3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將首次停頓。

不過，禁令無阻市民在6月4日到維園悼念。晚上7時許，維園銅鑼灣及天后入口，陸續有市民無懼限聚令進入維園，雖然無復往年盛況，但場內的口號響徹維園。

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對於香港來說象徵意義重大。作為30年來持續不斷向北京表達政治抗議的方式，它的存在被認為是體現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一個象徵。而當下，當六四燭光晚會被迫暫停，人們除了接受「限聚令」這一理由之外，也可能有更多的想法。

2019年香港曾因為逃犯條例修訂而掀起了近年最為曠日持久的示威浪潮，最終演化為一場騷亂，尤其是激進派的手法被北京視為具有「恐怖主義苗頭」，這迫使北京不得不快馬加鞭上馬「國安法」。

巧合的是，也正是在同一時間點，今年5月25日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子被懷疑使用假鈔而遭到當地警察按頸窒息死亡，從而瞬間觸發了另一場街頭示威抗議。這場始於種族主義歧視實則根源於美國新冠疫情之下底層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的運動，最終延燒美國全境上百個城市，爆發了軍警與民眾的持續暴力對抗。

人們不得不對街頭運動採取更加審慎和複雜的態度來認識它。面對如何評價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強硬彈壓示威者的提問，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一度遲疑了21秒才開口說「自己的職責是作為加拿大總理，捍衛加拿大民眾、加拿大的利益和價值觀」。

而流亡美國的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王丹則在Twitter中以自豪的語調回憶說在31年前那場運動中，「從運動爆發到六四鎮壓之前，50天，上千萬人次上街遊行示威，但，沒有一家商店被砸，沒有任何一家超市被搶。在當局故意撤走交通警察的情況下，連交通秩序都被市民自發維持得很好。這樣的大規模示威的和平程度，我可以驕傲地說，人類歷史上都少見。」

事實上，想必美國高層的認知也是相當矛盾的。要知道一年前，甚至數日前，他們還在鼓勵和褒揚香港街頭示威者為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所進行的抗爭，並同那些示威者站在同一個戰壕指責香港警察的粗暴彈壓；而當他們突然同樣面臨街頭抗爭者的抗議挑戰時，所能做的也毫無例外的是動用國家暴力機器。

現代文明社會，人們似乎總是習慣站在弱者的一邊去解讀國家機器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當公民權利變得「神聖而不可侵犯」，公民的抗爭從初衷到表現形式都似乎被合理化了。也正是如此，像美國這樣擁有強大軟實力的國家最擅長去影響他國處於弱勢的不滿現狀者，去鼓勵他們進行抗爭。但是，群體性的、去中心的、無組織（或者少組織）的抗爭是最難控制和限定具體形式的，有時候那些本來就抱有政治企圖的極端主義者和城市中馬克思所謂的「流氓無產階級」總是試圖衝破重重限制和阻撓，摧毀既有的一切秩序。在此背景下，非暴力、「和理非」通常只是一廂情願的虛妄而已。

也許王丹是對的，人們似乎從來沒有從六四運動中看到今天街頭暴力抗爭的痕迹，這可能是歷史發展趨勢的反映，但也有可能是非暴力運動失效後被迫的轉型。無論如何，這也許意味着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的對立在逐步激化，只是激化的後果總是要通過暴力摧毀秩序再造秩序嗎？這似乎又是每次街頭運動所無法完成的任務。這是一個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就像當年人們在暴力革命和漸進改良之間的搖擺選擇一樣。

2014年4月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刊發一篇文章《「街頭政治」與民主無關》抱怨道：從2003年在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開始，「顏色革命」成為國際社會一個高頻詞語。從烏克蘭、伊拉克、敘利亞，到吉爾吉斯斯坦、突尼斯，「顏色革命」頻頻上演，政權頻繁更迭。如今，動亂再度席捲烏克蘭，泰國也深陷政權更迭的怪圈不能自拔。在這些「革命」中，「街頭政治」無處不在。西方媒體往往將推翻他們不喜歡的領導人的街頭政治運動稱為「追求民主的偉大努力」。然而同樣是街頭政治，另外一些事件卻被冠以「無政府主義騷亂」甚至「共產主義幽靈」的名號。

真是怪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