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復盤西方的「新疆話題」操作 中國為何主場失守?

撰文:郝雅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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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均以壓倒性票數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後,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於2020年6月17日正式將其簽署落地。中國人大、政協、外交部隨後齊聲抗議,並且發佈了新疆反恐專題片系列的第三部即《巍巍天山——中國新疆反恐記憶》。顯然,美國方面運作已久,中國方面也早有準備。在中美博弈漸成兩國外交主軸的時代背景下,兩國在新疆話題上展開了又一輪交鋒。

事實上,新疆所謂「集中營」話題的爭論迄今已經兩年有餘,但與以往相比,該話題的熱度似乎已有明顯降温。此時或有必要對這場新疆之爭做一回顧,由此也能對中美兩國正在如火如荼上演的世紀之爭有所觀察。

中國新疆地區的分裂與反分裂鬥爭始於20世紀之初,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在進入21世紀之後,「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導致的恐襲活動再度高漲。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中國開始實行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反恐與去極極端化同時進行。前者表現為迅速和強力的反恐行動,後者則主要表現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簡稱「教培中心」,又被西方稱為「再教育營」)的設置。教培中心也是新疆話題的最大爭議之所在。

西媒爭報新疆

西方關於教培中心話題的關注開始於2018年3月。從2018年3月開始,有海外疆獨團體開始在美國和歐洲多國集會抗議。當時正處在中美貿易摩擦形式嚴峻、西方社會反華情緒逐漸濃厚的大形勢下。因此出現西方政客就新疆「再教育營」議題接受媒體採訪。例如2018年4月13日,法國歐洲與外交部發言人讓•伊夫•勒德里昂就對此時表示關切,2018年4月18日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副助卿石露蕊(Laura Stone)對此事表示關切。

2018年3月至4月,西方媒體對於該事件的報道早期主要由美國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引導。這是一家受美國政府資助,面向亞洲聽眾播放新聞以及資訊的非營利私營廣播公司,也是中國境外唯一提供維吾爾語廣播的電台。自由亞洲電台是西方媒體中最關注新疆「再教育營」話題的,並因為此事受到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的認可。例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道說,在揭露新疆再教育營方面,自由亞洲電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紐約時報》認為,自由亞洲電台是關於新疆的少數幾個可靠的消息來源之一。

不過,2018年3月至8月這個時間周期內,西方主流媒體並沒有聚焦「新疆再教育營」話題,從2018年8月之後,西方媒體對其報道明顯增多。例如,2018年8月14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編委會發表題為《我們不能忽視這種在中國的殘酷清洗》的社論。該社論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新疆維吾爾人關入集中營的行為是自文革以來中共政權最大和最殘酷的鎮壓,呼籲美國國會應該介入新疆人權危機。

從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期間,新疆「再教育營」話題開始持續出現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中。主要參與媒體為前文所提到的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郵報》,以及《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BBC》、《德國之聲》、《法國廣播電台》、《美國之音》等。也包括端傳媒,中央社在內的香港、台灣等境外媒體,也將新疆議題作為他們這段期間報道中國的主要議題。在角度上無一例外是對「再教育營」的指責和批評。

西方媒體對於「新疆再教育營」的觀點,幾乎一邊倒地將新疆形容成「監獄」,認為是中國政府在「迫害新疆人權」,批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例如,英國《金融時報》在2017年11月的報道《新疆鐵腕控制 漢人也叫苦連天》引用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學者達倫‧拜勒(Darren Byler)的話說,「中國對新疆的監控措施,使南疆感覺就像是一個露天監獄一樣。」

這一類的報道給西方民眾傳遞了一種中國政府正在「迫害」新疆人民的輿情,並且用「集中營」的說法替代「教育培訓中心」。因為西方人普遍對於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時的「集中營」有先天的反感,這種敘述很快建立起西方甚至全球受眾對中國治疆政策的反感情緒。

媒體官場共振

西方媒體的密集報道,與西方政客的發聲與行動形成了共振。

最早談起新疆話題的美國政客是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副助卿石露蕊(Laura Stone),她在2018年4月18日表示稱:「中國近年拘押至少數萬維吾爾族人和其他穆斯林,美國深表關切並可能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採取行動。」

2018年7月25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行了聽證會,調查中國警方在新疆施行的監控、鎮壓和監禁等政策。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主持了會議。他在會議開始就強調了目前新疆人權危機的嚴重程度,並出示了中國政府在新疆修建的所謂的「政治再教育中心」的圖片。

2018年7月26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對於新疆問題的表態讓輿論關注度進一步提高,當時在華盛頓舉行的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中,彭斯表示:「中國將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人,送到所謂的收容中心再教育,是試圖讓人們失去宗教和文化歸屬。」

2018年10月10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公布了2018年年度中國人權報吿。報吿中寫道:「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多達100萬名或更多維吾爾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被大規模隨意關押在中國西部的『政治再教育營』。報吿顯示這可能是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對少數民族人口的監禁。」

2019年3月14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譴責中國「在侵犯人權方面無可比肩」,國務院人權事務局官員則稱將數百萬穆斯林集中拘押的作法「自1930年代以來」所未見。

西方媒體和政客的集中推波助瀾的一個結果是,2019年12月3日美國眾議院以407票贊同、1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美國眾議院版本的新疆人權法案是對參議院法案的修訂,參院版本法案已在9月獲得一致通過。眾議院法案中增加了一些條款,要求總統制裁需對鎮壓維吾爾族負責的中國大陸政府官員,並限制出口可能用於間諜或控制維吾爾族穆斯林和其他中國公民通訊或活動的設備。

再到2020年6月經參眾兩院投票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後,總統特朗普予以簽署,從而掀起了又一輪新疆話題之爭。

美國兩黨之爭已經近乎水火不容,卻在中國新疆的議程上難得迅速達成了一致意見,原因何在?

左右一致對中

從美國媒體政治傾向來看,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波士頓環球報》為代表的美國左傾媒體,即崇尚「自由主義」,具有關注世界其他各國尤其是中國「人權」、「民主」的傳統。在此次對於「新疆再教育營」話題的報道中,這些左傾媒體是「主力軍」,報道最為集中,對於中國的批評最為嚴厲。

這些媒體常年關心中國政治、人權議題,也多在中國設有記者站。他們具有比較強的意識形態屬性,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專制集權」的。對於「新疆再教育營」的關注並非個案,西藏、民運等都是這些左傾媒體常年關心中國的議題。

以《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時報》為代表的美國保守派是希望通過新疆議題打壓中國崛起。儘管關注「人權」、「民主」是美國媒體的政治正確,但是相比自由派媒體,美國保守派媒體報道新疆議題的主要目的是想製造輿論,打壓中國崛起。特朗普主政之後,美國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加強。尤其是中美貿易戰的開始,也正是這些保守派媒體叫囂「中美脱鈎論」、「文明對抗論」。

在這些保守派媒體的眼中,美國今天在世界範圍內,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對手,就是中國。從今天乃至以後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美國國家政策的核心之一,一定是通過各種手段全面遏制中國的崛起。而「新疆再教育營」作為中國政府的「痛點」就自然會被這些媒體拿來做文章,在美國國內製造「恐中氣氛」,形成道德高地批判中國,希望藉此在中國內部「四處爆雷」。

因此,無論是美國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媒體,儘管他們對於「新疆再教育營」議題報道的出發點不同,但是其根本原因無外乎兩點,一是西方普世價值的政治爭取,二是打壓中國的根本用意。這已經是美國媒體界的共識,其實也是美國政治界的共識。

西方很多政客和媒體認為「教培中心」的集中強制管理,簡直是令人難以忍受的黑暗之地。而在中共定義中,所謂「再教育營」是「職業技能培訓」,雖然手段是強制,但是目的是幫助那些雖然犯過一些小錯、能通過思想教育的人,教他們一技之長以營生的機構設置。這種差異的背後,是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認識上的巨大鴻溝,是今天中西方文化與政治衝突縮影的一個折射。

不過,「人權」在中國並不是一個熱點話題。在中國民間甚至官方的話語體系中,代替「人權」的,更多的是「民生」——民眾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和生活狀態,以及民眾的基本發展機會、基本發展能力和基本權益保護的狀況。在中國人的眼中,最好的生活狀態是「安居樂業」,最糟的生活狀態是「民不聊生」。201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0周年當天,總書記習近平專門給在北京舉辦的一場相關座談會發表賀信,表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這句貌似平談無奇的話,正是中國、也是中國執政黨中共對於「人權」最樸實的認識。

新疆之爭漸息

中美圍繞新疆話題的爭議已經持續兩年有餘,並能以《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的出台掀起新一輪的關注和討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新疆的恐襲活動已經絕迹了3年多時間,新疆逐漸進入了一種和平安寧的生活狀態之中。這就意味着,對於美國而言,新疆話題的可操作性已經越來越小,效果也越來越差,有關新疆的話題爭論也將難以挽回地陷入低潮。

此外,還有其他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簽署,中美關係緩和。與此同時,突如其來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美國,疊加當下席捲全美的示威浪潮,令美國社會注意力很難轉向國外。

其二,從媒體操作的客觀現實上來看,西方讀者已經對於「新疆話題」有了疲勞感。谷歌搜索數據、Facebook、Twitter上用戶對於「新疆」的搜索指數持續走低。這決定了媒體不可能繼續將報道中心放到新疆。

其三,中國政府宣布「培訓中心」結業,以及多次有禮有節的通過宣傳片,以及在外交部記者會或駐外大使的回擊,這些內部環境的變化和輿論反擊,使得真相不斷揭露,決定了西媒在新疆話題上「做無可做」的現實。

儘管如此,中美兩國在中國新疆話題上的這場漫長交鋒,是對中美兩國國家實力與外交關係狀況的一次展示,美國的主動強勢與中國的被動支絀顯而易見。如此也暴露出中國的不足,或者說是中國在未來與美相爭時可以改進之處。

例如,有關部門應當協調聯動,建立外宣應對機制,從而能夠及時應對突發情況;鼓勵和培養擁有國際話語權的媒體,既要能發出中國的聲音,也要讓這些聲音能被傳達和接受;建立公開透明的信息公開機制,掌握對本國事務的首先發布權,減少外界的誤傳與誤讀。

中國現今已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正面臨着美國的施壓與博弈,然而中國的外宣與中國的國家實力嚴重不匹配,也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中國新疆話題爭議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中國外宣。在這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