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學教授柯華慶:中國政治走向規範透明 北戴河沒正式會議

撰文:許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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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會議一直予人神秘形象,加上國內外近期出現不少矛盾、爭議,外界普遍更加關注今年會議的情況。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黨導立憲制提出者柯華慶日前接受《多維新聞》專訪時表示,中國政治正走向規範和透明,沒有所謂如外界想像中有正式的北戴河會議,而且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體制已經形成,這種體制將有更深遠的影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黨導立憲制提出者柯華慶認為,中國政治正走向規範和透明,沒有所謂如外界想像中有正式的北戴河會議,而且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體制已經形成,這種體制將有更深遠的影響。(網上圖片)

問:又到了北戴河時間,在如今這個時代大背景下,你相信今夏有所謂的北戴河會議嗎? 

柯華慶:我認為沒有。因為如今與以前不太一樣了,中國政治愈來愈走向規範和透明。1954年到1965年,這段時間由毛澤東主政,選擇北戴河開會,當時叫中央暑期辦公制度。設想著中共領導人忙了一年,暑假期間可以到避暑聖地北戴河休息一下,北京距離北戴河近一點。大家都到一個地方休息,期間大家討論一些問題也正常。因為中國太大、事情太多,讓他們完全休息不關心也不太可能。所以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在北戴河開個會很正常。 

1966年之後,北戴河的暑期辦公制度也隨着「文化大革命」而中斷。80年代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已經很老了,我覺得暑假期間去北戴河療養一下也很好,去那兒開些會也很正常,而現代好像已經不太必要。現在黨代會基本上是對外的,當然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一樣,還是有些私密性,但是至少那些場面都在電視上能看到,一般在開會的當天,全文通告就出來。雖然這幾年根本沒有一個以北戴河命名的會議出現在《新聞聯播》或者中國官方媒體上,但是亦存在各種傳言。其中有兩個可能性,一種是有很多專家在北戴河療養,這時候領導人順便找專家們開個座談會,聽取專家意見,也沒有特别的。 另一種可能是現任領導人非正式地拜訪在北戴河療養的老同志。傳說也不會空穴來風,這個會議不一定以非常正式會議的方式。在中共規矩中,中央領導人一般不允許串門,因為會被認定為搞小圈子。所以在老同志在北戴河療養期間,中央現任領導人看望、拜訪一下老同志,找老同志聊一聊,自然就會聊到當前政治問題。我認為這個也很有必要,畢竟一些老同志經驗豐富,有句話叫「他們過的橋比我們走的路還要多」,聽聽他們的意見,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問:如果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話,北戴河會議其實成了一些退休老同志表達意見看法的一個平台? 

柯華慶:對!我覺得這是好事,不是壞事。當然,首先需要判斷這個事有沒有可能,其次才考慮這個事是好還是壞。我曾在《論立憲黨導制》中設想,讓這些退休了領導人進入政協,因為他們是政治延續穩定的一種機制,完全把老一代和剛退休的領導人的影響抹去,對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會議應該會有,但不是那種正式的會議形式,正式會議我相信應該是沒有的,因為沒有看到正式報道。另外,現在中共開的會很頻繁,政治局開會一月至少一次,還要和其他團體,民主黨派等各種會議,沒有必要還在這兒搞一個會議。現在中國政治愈來愈走向規範和透明,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問:也就是說北戴河會議對中共政治格局發揮的作用,其實逐漸在減少?而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權力運作在逐漸走向透明?能否具體談談為何做出此判斷。 

柯華慶:中共在走向規範,愈來愈強調規矩。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他特别強調依規治黨,強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現在政治規矩正在逐漸制度化了。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突飛猛進,黨內法規第二個五年規劃已經出台,將重點制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等黨內法規。

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相信均已身在北戴河。(新華社/資料圖片)

問:談到中國權力運作存在一種神秘性或者不透明性,你提到如今中共的政治愈來愈透明,但是為甚麽外界還有這麽多猜測?因為大家都認為中共是存在潛規則的,雖然公開的東西很多,但是真正起到作用的,很可能就是北戴河這樣的會議,不是明規則起作用,而是潛規則起作用,你如何看待這種看法? 

柯華慶:主要的問題可能是因為中國不是選舉政治,是協商政治。我們不知道高層是如何去實踐協商政治,但是從我們所了解的基層和身邊的事情可以體會到協商。在平時基層工作中,做事情往往需要提前跟各方面協商,而這個過程並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規則。中國的很多事情決策是通過協商民主,雖然你會發現到最後投票的時候基本定了,但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我們很多人不知道,只看見了最後一步。所以也可以說這個過程是不透明的,是個神秘的東西。 

問:有點類似西方議會外的遊說過程?
 
柯華慶:事前的協商是很有必要的,有利於後面的工作。西方式的選舉政治在中國很難行的通,因為比如在中國從兩個人中選一個人當領導,其中通過投票一個選上了,沒選你的那一部分人很可能依然不服你,不接受你的領導,後面的工作很難開展,中國人的規則意識還比較弱。 

問:這其實就是在香港任教的學者王紹光講的角色模式。 

柯華慶:對,角色模式的問題。我認為制度需要看適用的人和環境,不同的人適合不同的制度,曾經提出「衣服合體論」。 

問:正如你所言,中國習慣把互相之間溝通協調的工作放到前期和枱面之下,把會議中大家舉手表決放到枱面之上,但是在西方人看來這個過程就是暗箱操作。隨着中國的逐步開放,中國老百姓在更多接觸西方政治模式之後,也會愈來愈認為中國的這套還是屬於黑箱政治,所以才會有北戴河模式這樣一個猜想。所以在面臨現在愈來愈多不同模式的互相溝通的情況下,你認為大家的認識的統一過程是怎樣的? 

柯華慶: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做工作。第一,將協商民主進一步的規則化、透明化。第二,有些可以通過直接投票解決的就通過投票解決。當然,我們沒有必要一定按照西方的模式來做。透明化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公示,讓大家都知道。中國這麽大,可以說是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三代同堂」,各種層次的人都有,利益訴求多元,認知差別非常大,對同一個信息的解讀也不同,很多人都很主觀。所以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不可能與西方不同的,如果中國採納西方那樣的選舉,中國很可能會解體、分裂。 我最近在讀一本關於中國古代黨爭的書《中國歷代黨爭史》,以前讀過王奇生的《黨員、黨權與黨爭》,深受啟發。你會發現中國人有兩個特點,第一是自我主義,圈子文化。另一個特點是主觀主義太嚴重,現在網上各種爭論,你會發現很多爭論都不尊重基本的事實,主觀性太強。自我主義和主觀主義會導致政治上一盤散沙現象。「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擔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就是形象的描述。

孫中山和鄧小平都曾經說過中國政治上一盤散沙,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領導不行。在自我主義和主觀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搞黨爭民主制,中國只會是四分五裂,歷史已經證實了這一點。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大一統的君主制,我相信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黨導民主制,應該做的只是逐步實現立憲的和法治的黨導民主制,也就是黨導立憲制。中國沒有必要一定要迎合西方。我們應該根據中國已有的現實情況,去設計合理的制度。

柯華慶指出現在中國的體制走向了核心體制,有個絕對的最高領導人。(美聯社/資料圖片)

問:如果談及協商政治,其實也涉及到具體的權力運作過程。有說法稱,中共的權力此前集中在常委、政治局,後來轉移到了如今的小組和委員會。而如今的小組和委員會,設立之初就是一個協調機構,但在逐漸的實權化。你怎麽看點這種權力轉化的過程? 

柯華慶:現在中國的體制走向了核心體制,有個絕對的最高領導人。跟以前七常委制不同,現在是6個常委和1個核心。原來工作很亂,一個工作好幾個部門管,既有黨的部門也有政府部門,現在實際上整合了起來,一個老大發出各種不同的指示,是金字塔狀的權力結構,可以說是核心體制。核心體制是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摸索,正反兩面比較之後做出的選擇。中國一分權就會出亂子,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爭鬥,就是因為國家主席擁有實權,進行了分權的結果。趙紫陽和胡耀邦兩位總書記的悲劇,胡溫時代的「九龍治水」不也是因為分權嗎?

問:這種核心體制將來會成為中國的常態化的一個目標體制? 

柯華慶:我認為會是常態化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就是這個思路。習近平之後仍然會存在,將會制度化。這次的修憲就是制度化的一個表現,很多人並未看到這一點。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核心,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總書記是黨中央的核心,就這麽一個體制。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要求這種核心體制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 

問:那麽如果真的有北戴河會議的話,它在其中會扮演怎樣的角色。人們擔心最高領導人為所欲為,北戴河會議能否成為制約最高權力的一個特殊制約機制?或者說是否需要有這樣一個機制?

柯華慶:很多人都有制衡的想法,學習過西方政治的人都認為需要有制衡。從中國歷史和中國人的特性看,我們更擔心的不是最高領導人的問題,而是分裂和混亂的問題。原來是皇帝是直接繼位的,所以很多皇帝並不是能力很強,於是逐漸被母后外戚、宦官,或者是官僚宰相獨權,但現在的這種可能性很小,因為在中共的體制下,最高領導人一般都是最底層一步步的上來的,能力絕對是超常的。

至於道德方面,加入共產黨就有德性要求,而且黨內持續教育,道德敗壞的國家最高級別領導人極為罕見。 中國政治現在正走向規範化、程序化和透明。制度建設中,黨有黨遵循的規則,國有國遵循的規則,是一種黨規與國法並行的二元法治結構,需要時間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