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資起訴美政府非首例 「中國威脅論」下華為如何破局

撰文:趙觀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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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公司深圳總部正式對外宣布,將起訴美國政府,並表示「有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涉嫌入侵華為服務器」。從歷史來看,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制裁外國公司的案例並不在少數,而外國公司通過起訴美國政府以尋求自我保護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此前中國公司三一重工就曾起訴美國政府並獲得勝訴。
那麼,這些案件與當下華為公司起訴美國政府之間有哪些異同?華為是否能像三一重工那樣再次告贏美國政府?美國德州金潤律師事務所創始人、跨國法律業務專家陳文在接受《多維新聞》專訪時,做了深入的對比與分析。她認為,由於現在中美關係等外部因素的不同,可能會導致兩個案件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

華為公司深圳總部正式對外宣布,將起訴美國政府,並表示「有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涉嫌入侵華為服務器」。(視覺中國)

多維:近日華為對美國聯邦政府提出起訴,並稱美國政府入侵了華為的服務器。從歷史上來看,企業對美國政府進行起訴,華為並非首例,你是如何看待這類公司狀告美國政府的案件的?

陳文:起訴美國政府並非罕見,比如微軟(Microsoft)、推特(Twitter)、俄羅斯卡巴斯基(Kaspersky Lab)、中國的三一重工。這些案例中卡巴斯基公司與華為行業類似,三一重工則是近期勝訴的中國公司。

以俄羅斯軟件公司卡巴斯基失敗的先例來看,被告辯稱是預防性的立法,不是懲罰性,不違反不得未審先懲罰規定(Bill of attainder);俄羅斯卡巴斯基銷售軟件給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在2017年認為莫斯科可能利用他們的產品監控聯邦信息系統,國家安全部要求聯邦機構從政府系統撤掉卡巴斯基的產品,國會隨後在國防授權法中立法,總統簽字通過。2017年和2018年卡巴斯基遞交了兩個訴狀,一個聲稱國家安全部不經過正當程序傷害了他們的聲譽和銷售,一個聲稱國防授權法違反了褫奪公權(Bill of Attainder Clause)。聯邦法官駁回了這兩個訴訟,依據是禁止令屬政府權限範疇。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維持這一結論,判定:如果有合理的安全考慮,國會有權阻止購買特定供應商的軟件;禁制令是預防性,不是懲罰性措施。

華為起訴聯邦政府案也是同樣的問題,法院要評估國會制定法律是故意懲罰一個企業,還是基於國家安全考慮,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法院一般傾向支持國會和總統。美國官員關注華為由來已久,早在2012年國家情報委員會一份報告就警告美國企業不要與華為來往以及公司併購。

類似的訴訟,曾經中國公司三一重工也提出過。(資料圖片)

多維:類似的訴訟,曾經中國公司三一重工也提出過。對比現在的華為案,兩者有哪些異同?

陳文:2012年,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三一重工關聯公司羅爾斯公司(Ralls)收購4座風力發電廠,2014年7月羅爾斯公司勝訴,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

華為案與三一重工案有巨大差異,主要體現在美國打壓華為的目的和美國看待中國的態度轉變。

美國大環境變了,現在兩黨一致認同「中國威脅論」,不同於前幾年三一重工起訴時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的相對友善的社會環境和相對平穩的中美關係。

奧巴馬時代對中國友善、幫助並歡迎中國開放市場的一些人,現在變成指責中國不遵守市場經濟規則的急前鋒。(資料圖片)

多維:對於特朗普(Donald Trump)來說,要團結建制派,就必須對中國強硬,因為對於現在美國的兩黨而言,對中國強硬是他們的最大公約數。

陳文:是的。奧巴馬時代對中國友善、幫助並歡迎中國開放市場的一些人,現在變成指責中國不遵守市場經濟規則的急前鋒。2018年11月29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與紐約亞洲協會共同發佈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批評中國在美國的滲透與影響,參與撰寫報告的正是這批曾經的「親中」人士,包括美國前駐中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奧巴馬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學者葛來儀(Bonnie Glaser)、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夏偉(Orville Schell)等。這份報告表達了對美中關係的悲觀態度,被華盛頓郵報評為「一整代中國專家的夢幻崩滅」。這些人的看法,主導和影響中美關係智庫以及中美問題專家的觀點。

另外,幾個共和黨參議員,比如克魯茲(Ted Cruz)、魯比奧(Marco Rubio)和特朗普曾經的智囊班底班農(Steve Bannon)等一批活躍的政客,煽風點火,攪動中美關係,更把台灣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一個籌碼。華為宣佈起訴美國政府以後,魯比奧發推特說,「華為起訴美國政府,恰好可以通過搜證程序看看華為怎樣為中國政府欺騙、偷竊、做間諜。」

魯比奧更熱衷於推動與台灣的互動,他是第一個會見現任台灣領導人(按:台灣總統)的現任美國國會參議員,並於2015年11月和2016年6月會見了到訪美國的蔡英文。魯比奧和其他幾個參議員,於2017年6月寫信給特朗普,敦促他支持台灣加強軍備,防禦中國。克魯茲於2017年1月會見到訪美國德州的蔡英文。而班農在今年2月發出警告,「中國有可能襲擊台灣」,呼籲台灣予以抵抗。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第一份《戰略報告》,將中俄描述為戰略競爭對手。

這些政客的言論和舉動,順應2017年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定位,影響著美國民眾對於中國的看法,以及對華為的看法。美國鮮有反駁他們的說辭,民眾接觸到的是一些政客一邊倒的言論。

特朗普政府第一份《戰略報告》,將中俄描述為戰略競爭對手。(資料圖片)

多維:前面提到的「華人間諜、中國公司間諜論」,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陳文:2018年8月,特朗普去年公開宣稱「幾乎所有中國學生都是間諜」。近幾年,全美各地都有華人研究人員無端被調查,被解職,或被起訴。

位於休斯頓的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UT MDA)首當其衝,去年把華人教授送上了法庭。儘管他們敗訴,對當事人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傷害和名譽、事業、金錢的損失。

「華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口號,已經被美國政府刑事起訴華為和對孟晚舟的扣押宣傳地深入人心。賓夕法尼亞的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Michael Risch說,即使沒有法院判決,基於安全的考慮,政府是否利用政府合同和政府資金施加影響也不好講。

美國官員關注華為由來已久,早在2012年,國家情報委員會一份報告中,就警告美國企業不要與華為來往以及進行公司併購。

多維:其實這裡所謂的安全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藉口,外界普遍認為,美國最擔心的是華為在5G技術上的全面領先。

陳文:美國打壓華為,顯然是阻止華為成為電訊行業領軍企業。華為的5G速度是4G的100倍,無線上網使其適用範圍更加廣泛,且不易被黑客入侵。5G傳播的載體無線電波,可以使數十億芯片、感應器、相機、電子設備等應用設備連在一起。誰掌握了5G,誰就立刻領軍新一代手機和相關設備的銷售市場。不論從技術到市場,5G都佔盡了先機。這是美國最擔心的。

陳文認為,美國打壓華為,顯然是阻止華為成為電訊行業領軍企業。(視覺中國)

多維:你認為這次華為的訴訟有多大的勝算?

陳文:華為起訴美國政府,美國政府一般不會進行報復,出台新的行政法令針對並制裁華為。如果這樣的話,華為將有更大的把握贏回第2次起訴美國政府的官司。由於被起訴,美國政府出台懲罰性行政命令,是明顯的報復,法官將考慮這一因素而判華為勝訴。狀告政府在美國經常發生,奧巴馬政府曾經多次被告,特朗普政府也一樣。

華為與美國政府之間的訴訟進行期間和訴訟結果出來以後,特朗普政府是否使用非法律手段,比如,繼續利用政府合同和聯邦扶持資金或其他手段,引導民間企業放棄與華為的合作,不好預測。

最後,華為狀告美國政府,打的是一個國際影響,不一定本著必勝目的。自從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華為一直低調行事,而美國步步緊逼,除了在不同國際場合宣揚華為的5G不安全,敦促其他國家不要與華為合作,更於今年1月刑事起訴了華為。儘管英國、新西蘭、德國等國家表示採取措施或立法後,繼續使用華為產品,美國在全世界打壓華為,或多或少影響了華為的全球市場布局。作為一個企業,華為為自己辯護的平台和方法有限。起訴美國政府,通過法律手段挽回聲譽,向世界揭示華為產品的安全性。

美國怎麼看中國,華為掌控不了,但世界怎麼看華為,卻是華為可以運籌帷幄的。除了起訴美國政府,讓世界了解美國政府以國家之力打壓華為,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侵入華為服務器,以及華為產品的安全性,十分必要。有句話,公道自在人心。幾個官司讓華為成為輿論中心,在訴訟程序沒有進行到陪審團參與的庭審階段,法官和陪審團,可以觀其言,聽其行,對華為自有一個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