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五四百年】思想大辯論延續至今 誰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撰文:趙觀祺
出版:更新:

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之際,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討論再度升溫。在兩岸三地知識界,自由主義論述一直主導著對 「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定義,並且成為一種經典論述。

五四運動爆發於1919年,歐洲各大帝國才剛於一戰灰燼中解體,「德先生」以各式各樣的姿態現身人前。(資料圖片)

五四運動是一個時代轉型的符號,是近代中國在生死存亡時集體覺醒,無數知識分子和政治力量各取所需,在為中國如何走出危機出主意,「德先生」與「賽先生」只是在此期間聲音最大、也最為知識分子推崇的兩位。事實上,即使只從歷史角度看,「德先生」和「賽先生」兩位的「身份」從來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先生」身份並非不言自明

五四運動爆發於1919年,歐洲各大帝國才剛於一戰灰燼中解體,「德先生」以各式各樣的姿態現身人前,有蘇共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有德國的社會民主政體,也有日本的君主立憲制,這些實際經驗流傳到中國,在思想界形成對「德先生」的不同想像。一人一票的自由主義理想、擺脫公權力的無政府主張、打倒封建和資產階級的共產理念,形形色色的「主義」不單一致認同「德先生」,兼且還爭相去搶先定義「德先生」。

另一方面,「賽先生」所代表的「科學」看上來好像更加無容爭拗,但實際也處於各方「搶註」的灰色地帶。五四運動那一年,中國走過只追求「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也已將舊式科舉一筆勾銷,四書五經讓路給數理化工商。可是學生和知識份子卻依然在追尋「賽先生」的身影,「民智未開」仍然是書刊上常見對現況的評語,要如何令理性和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發揮救國強國的效用,由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各自給出了不同答案。

更為要者,不論是德先生抑或賽先生,目標導向均是救國、富國和強國,兩位背後均站住一位「錢先生」,亦即代表物質文明力量,主要反映於生活品質和軍事武力的提升。

不論是德先生抑或賽先生,目標導向均是救國、富國和強國。(視覺中國)

以西方標準論斷中國狀況

一百年後的今天,當外界批評中國仍未獲得「德先生」和「賽先生」,很多時候忽略了一百年前的複雜景象,也忽略了當下兩位「先生」的「身份」也不是毫無爭議之處。論者以個人主義、全民選舉和公民社會定義「德先生」,對比中國現行體制,當然是格格不入,但將民主的理想模式,鎖定在西方正在發展且面對各種挑戰的既有制度上,並無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以家庭、族群、國家等「集體」構成結構力量,強調的是社會與家庭的關係,與西方以個人為主體的民主大異其趣。

對「賽先生」的認識也是同樣的道理,論者的批評標準大多是以西方之是非為是非,工業上是西方的「科學管理」,學術上是西方的「科學標準」。毋庸違言,西方在「科學」一項上走得更前更遠,但「科學」不是只此一家而別無分店,這一點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就足以證明。中國在工業製造方面快速追趕,致使歐美日都感受威脅,而在頂尖研究方面,中國人的名字亦開始見於各大國際期刊,摘下幾個諾貝爾獎。

體現中國現代化的綿延

由此可見,將「德先生」與「賽先生」窄化為純然的自由主義解釋,不只扭曲了五四運動的本質,同時是無視這場大辯論至今並未終結。也許論者都不應該再停留在意識形態的時代限制,而是需要勇敢地回望五四本身的複雜性,充分理解中國處於新舊轉型下的五四,其影響力至今不衰,意味的不是歷史意義上的中西斷裂,更大程度反而體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