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意識形態戰延燒社會:習時代的「新風運動」

撰文: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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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早前對外公布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一口氣提出中共的13大優勢,其中堅持中國共同的道德觀念被認為是中國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的優勢。而在這次會議前夕,中共下發了三份文件,包括10月末重新修訂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被中宣部稱為對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提出更高要求的一份文件;針對中國鄉村文明的《關於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建設文明鄉風的指導意見》,以及來自中共最高指示的《關於表彰第七屆全國道德模範的決定》。

中共通過表彰道德模範將其主流價值觀融入中國傳統道德的框架,形成一種道德風尚,流行符號 。(新華社)

當大多數的目光聚焦在經濟增速目標,物價漲落或者是中國輿論場上關注的四中話題時,這些政治動作的悄然登場被中共官媒稱之為習時代的「新風」運動。幾份看似無足輕重的文件或許會令外界將此限定在社會問題領域,包括中國社會當下暴露出來的拜金、扭曲的高奢消費導向、造假欺詐乃至叫苦不迭的鄉村陋習等嚴重的社會道德滑坡問題等,不過這次「新風」運動同樣是中共意識形態建構的一項重大政治工程。

市場經濟轉型下的嚴重道德危機

中國以令人矚目的經濟成績站在世界舞台,不僅國家有了更足的底氣進行海外擴張,承辦令國際社會咂舌的世界盛會,中國人的海外購買力也成為外界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標誌。日前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第二屆進博會上展出鑲有4萬多顆鑽石,售價超120萬美元的金馬桶,鑲嵌有400克拉鑽石,含有1.6公斤的18K白金,估價約兩百萬美元的磚石吉他,功能型商品的高奢定位除了顯示其被人稱道的藝術特質外,也反映了中國強勢的購買力。從數據來說,中國也確實有資本因不錯的經濟成績感到自豪,前兩年出現的「厲害了,我的國」等現象也是基於中國物質文明的發展膨脹起來的社會氛圍。但中國經濟成績單的華麗外衣下卻也遮蔽着社會道德隱憂。

現實是,中國的物質迅速發展與社會道德水平並沒有齊頭並進,反而在經濟的大發展過程中滋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以至於如今,中國民眾一方面驕傲着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另一方面又流露出一種懷念毛澤東時期的情緒。

內地「80後」及「90後」成為奢侈品主要買家。(視覺中國)

新修訂的道德綱要稱中國當下仍存在比較突出的「拜金主義」。隨着中國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對金錢的追逐開始從經濟領域泛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飽受爭議的「拜金女」群體即是這種現象最典型的例證。例如2018年11月,在中國享有「留學教父」之稱的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在一次公開活動中發表「中國女性對金錢的追求墮落導致國家墮落」的近似觀點,隨後即遭到圍攻,儘管輿論的焦點在不認同其將責任歸咎到女性群體身上,但無形中也為金錢導向的價值追求而正名。

當然,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中也有拜金的觀念,「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有錢能使鬼推磨」等等,但不得不說,今天受益於經濟大發展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的中國人在市場經濟的洪流下其傳統「義利觀」的確發生着巨大的扭曲。

扭曲的消費導向正在折磨着各個消費階層。2019年9月,中國南京一位剛剛畢業2個月的大學生從當地酒店28樓墜下,隨後媒體曝光該名畢業生生前曾受到校園貸的困擾,2018年年初,河北一名在校大學生因難以償還所借債務留下「活着真累」的遺言自殺,此類事件時常見諸報端,成為中國校園非常普遍的現象。儘管中國部委曾以行政的力量下發通知整治校園貸,但是大學生消費觀念與收入能力的差距才是造成這種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根源。不僅是經濟來源有限的學生群體,中國鄉村的「天價彩禮」現象已令全中國側目乃至震動中國政府發文整治。

相比這些受到爭議的價值觀,市場上的一些逐利行為已經上升到觸犯法律的層面。例如2008年中國奶製品污染事件,2018年的吉林長生疫苗事件,除了這些引發巨大輿論影響力的造假行為,市場上仍存在着大量的造假欺詐沒有得以曝光。

經濟的快速發展讓人們對物質的追求漸漸扭曲了道德的標尺,不僅自己深受其累,帶來巨大的社會壓力與不理性的消費行為,劣幣驅逐良幣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民眾無奈的生活現實,無論是拜金風潮中被指責的「拜金女」還是消費理念轉變下被攀比心理折磨的各階層消費群體,都在無形中重新界定着新時代的道德標準。也正因經濟的極大發展帶來的物質滿足並沒有均等的普惠到個體,那些在現有環境中的既得利益者暴露出來的道德問題成為社會「仇富」、「仇共」的情緒因素。例如屢被媒體起底在海外炫富的中國留學生,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中國官員子女及富商子女。

因此,扭轉當前的社會道德問題不僅關係到中國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等民生指標,還關係着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評價。

道德建設的意識形態化

物質與精神從來不是對立的,無論是中國傳統道德認知中的「倉廩實而知榮辱」還是馬克思主義倫理下道德是經濟的產物,都是中國民眾的主流價值認同。但是道德又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的概念,有它自己演變規律。

四中全會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作為主要議題。(資料圖片)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後,會議《決定》明示了中國構建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而這一文化制度的首要前提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四中前夕重新修訂的道德綱要中「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社會主義道德觀」被列為中國公民道德建設的方向。這種遙相呼應體現了中共將其主流意識嵌入中國公民道德體系的意圖,這將不僅是一場社會領域的道德建設,也是一項政治工程。

從6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2018年的中國黨政機構改革再到今次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可以明晰地看到在中國政治的頂層設計中,中共這個執政黨正在全方位地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等高度融合。今次四中全會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作為主要議題,外界注意到會議《公報》及會後的《決定》都強調了「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而事實上,中共要將這個執政黨綁定中國的政治遠景做一個規劃,那麼除了黨政機構改革,軍事上的領導權控制以及自身整黨治黨將形成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制度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建構將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意識形態是中共奪取政權最優勢的武器之一,中共歷來重視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多維新聞此前曾發表過系列文章解讀中共的意識形態爭奪戰,之所以近些年外界觀感中國輿論收緊,高校思想政治整頓,高層不斷強調「紅色江山」等等,都是意識形態的掌控面臨嚴峻的挑戰。中共力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但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多元文化並起,尤其是網絡技術的發展,中共主流價值觀遭受衝擊。

此前,中共已經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一些整頓,比如習近平第一個執政周期內即在2013年召開的中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那場會議被認為是奠定了中國宣傳領域的基調,會後中國宣傳領域在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指導下開啟了一場大整頓。其中自由派媒體凋零,同是在那場會議上,中國高校被明確認定為「思想意識形態的重要領域和前沿陣地」。這也是此後高校不斷加強黨建,高校教師群體被要求「七不講」以及不斷出現高校教師因言獲罪的原由。

當然,比起高校、傳媒等領域明火執仗的意識形態爭奪,道德是一個更為柔軟影響也更深入的意識形態層次。從新修訂的道德綱要來看,中共試圖將其主流價值倡導融入已經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道德體系,匡正社會上的道德亂象,回應社會情緒,同時將藉此形成新時代的道德觀念,將對中共的價值信仰永久注入中國的道德體系之中。為此,這份道德綱明確了三類重要人群:黨員幹部、青少年、社會公眾人物。

春風化雨的道德教育遠比課堂的愛國主義教育來的更靈活易於接受,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道德體系融入中國傳統道德的框架,形成一種道德風尚,流行符號是中共時隔18年再推出新版道德綱要的政治考慮,在中共看來,這份任務是長期而緊迫、艱鉅而複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