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風波】港生不應自我異化為暴徒 獅子山不能重蹈六四遺憾

撰文: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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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例風波正在向校園收縮,學生重新成為主力軍,學校成為主戰場。事態發展至今,每一個香港人都被迫面臨「選擇」,是選擇止暴制亂,還是選擇繼續「抗爭」。而對於站在「一線」的香港大學生而言,他們也同樣面臨選擇,是「選擇」回到學生的身份,還是繼續以「暴徒」的身份綁架香港。

1994年台灣學者呂芳上教授曾出版《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從八○到九○年代,由北京天安門事件到台北的三月學運,顯示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中,緊扣社會脈動的校園,也隨着產生極大的震盪。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不能沒有時代的感觸和關懷」。該書自述「一代的政治培養出一代的學運,一代的學運反映出一代的政治」之意圖,試圖從學生運動中窺探政治演化。

香港局勢未見平息的跡象。(AP)

今天香港修例風波的性質,在早期是一場由年輕人群體主導、社會多個階層參與的社會運動,今日已成為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運動的場地也以大學為核心。因此,不能否認修例風波開始帶有「學生運動」的性質。

但是,學生運動就是暴力運動、暴徒運動嗎?

什麼是學生運動?呂芳上教授曾總結,青年學生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股新興勢力。他們有新知識,對傳統和現有體制,往往不能滿意,便成為了新時代的弄潮兒。中國的新式學生,既被看成新社會的驕子,又被看作是舊社會的叛徒,並認為這種新舊交替的時代衝突,令其格外容易把生活中的苦悶、不平展示在公共事務上,可以將其稱之為「世代衝突」,並認為:「學生是一種身份而非一種職業,並且是人生短時間的過程;其既缺乏經濟基礎,政治角色也難以定位。」

近代歷史人類社會變革很多是從校園中開始,即使被香港學生鄙視的中國共產黨,在100年前也誕生於當時視為「進步」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今天香港局勢與當年中國人所面臨「亡國滅種」的境遇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無論香港學生有什麼樣的不滿,他們所面對的,所幹擾的人不是「外敵」而是「同胞」。抗議對象的不同決定着抗議手段就不應該使用「暴力」。相信時局發展到今天這一步,無論中央還是港府,都理解了他們對今天的港府、對中央的不滿,對未來和生活的迷茫。

這次修例風波並非一個「壞事」,近期在網上流傳甚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金一南講話中所透露的信息,香港問題充分暴露後,將會教育很多內地人,其中不僅包括民眾,還有很多領導層。他稱,在內地民眾、領導層眼中,對香港有過很多不正確的認知,譬如香港是個法治社會、香港公務員素質高、香港社會結構好等。

修例風波讓「皇帝的新衣」徹底脱下,中央和港府已經認識到了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香港的「改革開放」相信一定也會開始。這就希望香港的大學生,將表達訴求的方式迴歸到正常的政治軌道,保持他們理想主義的初心,用自己的努力去改變這個城市,改變這個國家。

幾個月來,香港街頭衝突不斷。(新華社)

正如多維新聞一再期盼的,也希望北京能夠看到,香港人今天最大的民意,不是反中共,也不是港獨。而是反不平等,反貧富分化,反資本壓迫。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最富裕的地區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反中共和港獨議題,都是在「反不平等」這個議題上被某些別有用心之人給引申出來的,或者說是被綁架的,所幻化的。香港問題與柏林牆倒塌,與東歐劇變有本質的不同。今天走上街頭的學生,很多人並不是「港獨」,他們仍然是香港的下一代,如果真的用極端的方式去對待,難道真的要整整失去一代人嗎?

北京如果將「經濟民生問題」與「港獨」的病因弄錯,治病的方法就會完全不同。簡單的論述,「經濟民生問題」是內部矛盾,是需要在經濟上下功夫去長期解決的,是中央和港府需要團結大多數港人,無論是北京,港府,港人都可以從這次風波中吸取教訓,彼此教育的。「意識形態矛盾」則是赤裸裸的敵我矛盾,將香港風波異化為「你死我活」的鬥爭,北京的處理方法自然也將是激烈的,強硬的。

今天內地和香港的輿論場是非黑即白,非藍即黃,中間立場越來越沒有空間,對待異見者即口誅筆伐,這是令人遺憾的。但是輿論場中應該有聲音去堅持更理性的立場,希望年輕人選擇回到「學生」,用更理性的方式去表達訴求;中國中央政府也不要被「帶節奏」,保持冷靜,明白這場運動中很多年輕人,如同「六四」中的很多學生一樣,是被「帶跑」的。正如多維新聞對於六四的態度,認為,同為學生運動的六四,最大的遺憾是最後軍隊開槍,死了人。前車之鑑如是,中國不應該再有一場六四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