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站:變局已來 中國二十年重要戰略機遇期正在過去

撰文: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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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報告中提出:「綜觀全局,21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段表述最早見於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在報告中稱:「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這是距今最近一次中共最高文件對當前中國發展環境和發展預期的權威界定。

從中共十六大開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說法在江、胡、習中共三代領導人中延續。圖為2019年10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和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左),中共三代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中共建政70周年閲兵儀式。(AP)

作為中共政治語境的特殊詞彙,「重要戰略機遇期」在過去二十年成為中南海制定國家戰略的主導思維。所謂戰略機遇期,理論上講,指在主客觀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均處在一個可以預期的持續上升時期,並對其歷史命運產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判斷一個國家處在戰略機遇期,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客觀上有利於形成強勁發展潛力,並有利於將其以可持續方式充分轉化成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主觀上具備洞察時機、捕獲時機以及運用有利條件擴大機遇乃至塑造機遇的能力和意志;一國預期可以實現的發展潛力在量的擴張或質的提升上是否能夠超過同類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政治現實中,是指從鄧小平開始的中共連續四屆領導層認為,21世紀頭20年,和平與發展的主調是和平與發展,因此中國應該抓住這個良好時機進行自我發展。這個宏觀政治判斷在過去19年基本得到了印證,中國已經迅速成長為世界強國,但是,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在中美正在邁入全面對抗的時期,不得不問一個問題,中國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否已經過去?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在出席北京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時還稱歡迎一個和平、繁榮、穩定的中國崛起。(Reuters)

直截了當的判斷,從目前的中國內外形勢而言,中國「悶聲發大財」的二十年已經過去,重要戰略機遇期已經過去。今天中國的存在已經不允許繼續低調發展。當然沒有戰爭,可以繼續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還將延續很長一段時間,但是中南海和中國智庫或需要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說法進行新的調整。

「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說法」最早是鄧小平對於中國未來國運的政治判斷,鄧小平曾說:「現在我們要爭取一個比較長的和平時間,並要利用這個時間,搶這個時間,來建設自己的國家。這個時間可不能喪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們的目標就達到了,打仗也不怕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頁。)「就中國來說,我們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爭取國際局勢的緩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2頁。)「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0頁。)如此一再框定「二十年」,這些對時間段的展望,並非隨意的預測,而是相當連貫,包含着他對未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初步判斷。

從中共十六大開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說法開始進入中國官方話語語境,江、胡、習在歷屆中共黨代會報告中也延續着這一判斷。

當地時間2019年12月4日,北約峰會在英國持續舉行,此次峰會首次在聯合聲明中定義「中國挑戰」。(AP)

中國的崛起不是無緣無故的,中共歷屆領導層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和國際局勢的「和平與發展」判斷,以及在這個判斷基礎上對中國做出的「戰略機遇期」的重要論斷,都成為過去二十年中共制定重大國家政策的依據,是中國取得今天成績的重要原因。

回顧2000年迄今,在內部,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0年,中國改革的紅利在這一時期得到更好的釋放,中國具備實現進一步發展的能力和物質基礎。爭取一段可以實現國家跨越式發展的時期,自然就成為中國在這一時期的強烈意願。在國際上,一是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開始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進程,這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尤其是來自既有國際機制、國際規則的制約大大減少。二是2001年9•11事件發生,國際恐怖主義和美國霸權單邊主義的衝突對抗成為當時國際矛盾的焦點,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國成為國際衝突的焦點和大國對抗的主要目標,國際環境出現有利於中國的一面。

中美貿易戰開啟之後,「脱鈎論」、「文明對抗論」喧囂塵上。(資料圖片)

可以說,2000年至2019年,強烈的戰略機遇期需求意願、融入全球化進程、沒有成為國際矛盾,成為中國發展的主旋律。但是今天,這個背景音樂開始發生改變。

也許鄧小平所說的「二十年」是個虛數,不過事實就是在21世紀第一個二十年行將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內外部環境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從中美貿易戰開啟之後,「脱鈎論」、「文明對抗論」喧囂塵上,中美之間結構性對抗已經從貿易戰,蔓延到香港、新疆、以5G為代表的高科技領域,同時因為台灣2020總統大選在即,台灣議題再度被炒作,如果將中美對抗視作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這五個領域成為中美兩強「爭霸」的主要戰場。如果說貿易戰本身只是一個相對純粹的經濟議題,但以此為導火索,由貿易戰引發,整個華盛頓陷入了「反華」情緒中,並由此開始在其他政治領域中開始呈現。

儘管中國一再強調,中國希望和平崛起,不希望邁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中國人,以及整個世界需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中美之間的又一次「全面」冷戰已經開始。香港、新疆法案在美國議會高票通過,表明「遏制中國」已經成為華盛頓的共識。中美之間的較量可能是一個長期無法迴避和隨時可能有出現「意外」和突發的結構性頑疾,是任何新興大國關係等概念無法輕易化解的矛盾。人類大國爭霸的歷史已經再度上演。

當然,這並非說中美兩國一定會發生戰爭,也不是想說中國將不會繼續發展。未來30年中國可能仍將處於「戰略機遇期」,中國仍然會持續發展,經濟持續增長,民眾生活會持續改善。但是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角色發生了改變,從過去的開放、引進、接受,變為開放、走出去、參與治理。同時,世界對中國也有了新的要求、新的警惕,並採取了新的制衡。基於上述變化可以判斷,中國「戰略機遇期」的窗口期已經過去,一個新的、具有差異化性質的戰略窗口期正在到來。從現在開始,中國將不再處於「戰略機遇期」,而是處於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競爭期」,一個與西方國家有合作、有競爭,但以競爭為主的發展時期。

或許不妨設想一下,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結合近年中國國內外局勢的變化,「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說法是否會在官方報告中出現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