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專訪】對話房寧：百年大黨能否跳出歷史週期律（下）
導語：1945年7月初，毛澤東與國民參政員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的一段有關「歷史週期律」的對話，至今仍有着很強的現實意義。彼時，毛澤東面對黃炎培「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追問，給出斬釘截鐵的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時至今日，距離「歷史週期律」的窯洞談話已經過去七十餘年，中國也通過艱難探索和改革開放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和發展需要的新路，但如何才能避免「人亡政息」，如何才能跳出「歷史周期律」，是懸在中共頭頂的一把利劍。已經結束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之《決定》，雖然看上去是一份制度設計的文件，但實質上是向世界宣告「中國之治」，習近平這位強勢領導人也試圖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來夯實毛澤東七十多年前在延安的回答。
圍繞四中全會及歷史周期律，香港01記者專訪了曾兩度擔任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房寧。在房寧看來，四中全會的含義首先就在於肯定，肯定中國所走的道路。至於中共能否跳出歷史周期律，關鍵要看實踐，至少目前最高領導人有很強的危機感。
本次訪談分為上、下兩部分刊出，此為下篇。上篇為《對話房寧：百年大黨能否跳出歷史周期律（上）》
香港01：通過這樣的「社會大流動，財富大增加，關係大變化，身份大改變」，中國正在向着現代化邁進，但在西方語境下，會疑惑中國政治層面的現代化如何推進，比如民主化。習近平不久前在上海考察時，第一次提到了「全過程民主」，你怎麼理解這一表述？中國政治層面的現代化又會如何推進？
房寧：實際上中國和西方的不同有兩個類型，一個是性質，另一個是階段。按西方的說法，中國目前處在工業化階段，而西方處於後工業化階段。民主問題也是這樣，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區別，西方講民主涉及到權利（right）和權力（power），但是中國在現階段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比如，美國和英國在工業化初期就有點雙開放。美國民主一開始就有選舉，但和後來的選舉不同，有很多限制。美國從1789年就有了第一次競爭性選舉，但那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選。1800年，美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大選，到1840年，美國基本具備現代選舉的要素。直到2016年，美國選舉才有了實質性變化，特朗普（Donald Trump）利用政治心理測繪學和人工智能技術對選民行為干預，取得了成功。這是自1840年以來跨時代的，在人類政治史上也是劃時代的，或許真正宣布了民主的死亡，因為它可以精準地對每個人進行行為干預和思想幹預。
其他國家不是這樣。歐洲大革命基本上不是雙開放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變成了法蘭西第一帝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又變成了法蘭西第二帝國。歷史上也有皇帝是民主產生的，如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他的得票率超90%，據說比皇帝的得票率還要多1%。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差點變成法蘭西第三帝國，它被德意志帝國打敗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於1959年1月1日，法國現在的體制就確立於那個時候，而不是1789年。
如果把民主變成權力和權利的二元結構，早期民主在多數國家都是工業化時期建立的，都不開放權力，也就沒有選舉。不通過選舉進行權力的建構，那麼民主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社會經濟權利的保障、開放和一定程度的自由。所以習近平說「全過程民主」，是對中國協商民主的一種描述，但這不是中國民主的特徵，一定程度上所有國家的民主都是全過程的，我們不能說西方民主就是片段的，它也經過了長期的磨合、變化和改革。
至於中國政治現代化會如何推進，目前還在摸索中，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套制度和體制是適合中國發展的，將來中國的體制是什麼樣，西方的選舉制和議會制會不會在中國實施，我認為要等到中國現代化實現之後再看，不同的制度沒有絕對的價值，只有相對的價值，這種相對的價值主要看能不能適合國家的發展階段和國情。如果能夠適應，這個制度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不能適應，即便在其他國家行得通也不行。中國現在的制度之所以被認為是好的，是因為在中國行得通，能夠帶來中國的發展，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標準。
香港01：的確如你所言，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之前你也提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按照西方的理解，中國只要還沒有民主選舉，就沒有進行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進行，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規模空間的政治改革。就像人們對於民主的理解一樣，最終限縮在一張選票上，忽略了「經濟民主」也是民主應有之義。
房寧：調動積極性，最終達到的目標，其實就是「經濟民主」。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講了抗日戰爭時候的民主。他說，民主就是調動積極性，這和幾十年後鄧小平說的話是一樣的。我們過去對民主的理解就是一種形式，形式就是選舉、言論等。但是當我們深入到社會功能那一層意義上時，才可能理解作為一個國家的掌權人，他怎麼理解民主，以至於在各國的歷史上，民主的含義究竟是什麼。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民主體現為「三統一」。所謂的三統一，就是要把權力集中在國家手裏。其次要讓權利開放。計劃經濟時代，權力都是收的。管制經濟下，會給每個人安排工作，每個人都屬於一個經濟單位，農村要政社合一，都是機械的。每個單位都是一個車間，每個人都是勞動人，而不是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體。這樣的體制被證明沒有積極性，沒有效率，所以要改成現在這樣，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
按學術語言來說，如果民主意味着兩個通道，一個意義是通過政治參與、通過選舉，來建構權力，通過權力來建構規則和法律，政策制度等；另一個意義就是給人民以權利的保障，形成社會預期。制度是否民主，就在於有沒有預期。如美國曆史學家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講的，明治維新為什麼改變了日本。它把日本從世襲為主要決定地位的社會變成了一個以受教育和個人成就為決定地位的社會，促成了社會的價值轉變，社會的指揮棒徹底變了。萬類霜天競自由。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得到一個大致可能的效果。
香港01：四中《決定》提到的「優勢」，如果反向理解，每一個優勢背後還有着另一個面向的劣勢，甚至潛伏着危機。你覺得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搭建好的這個「四梁八柱」式的制度設計，有什麼缺點和劣勢？
房寧：任何一個優點的背後都有缺點。具體到中國目前的制度安排，還是有一些缺點。
首先，中國現行的制度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也容易集中各種矛盾，所以中國發展會遇到所謂官民矛盾的挑戰，一些原本可能和政府無關的問題和矛盾，最後都會集中轉換成和政府的矛盾，因為執政的共產黨是總負責人。
其次，要推行總體目標，所以對社會各個階層更多強調的，是整體利益、根本利益以及長遠利益。但社會利益又是很切實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個別利益，這樣就又產生了矛盾，如何回應這些訴求，解決這些矛盾，做好平衡，就成了一大難題。
再次，中國目前是趕超型的體制，但經濟發展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狀態，一旦速度降下來，這種趕超型的體制能不能適應中低速的發展環境。也就相當於，車是在泥路上走，是在柏油路上走，還是在賽道上走，車的適應性是不一樣的。香港目前鬧得這麼大，也和經濟發展降速有關，整個社會沒有適應這樣的狀態。
香港01：你提到適應的問題，適應得好，整個社會就比較平穩，適應得不好，可能就會導致混亂和不安定。《求是》雜誌陸續發表的習近平講話，明顯看出習近平對於中共如何才能長期執政有着深切的危機感，也多次談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問題。中共作為即將滿百年的大黨，你覺得長遠來看可以跳出「歷史週期律」嗎？
房寧：歷史週期律是存在的，任何自然現象也都有，一個政黨、一個社會、一個政權也是這樣。所謂周期，對於一個政黨和政權來講，會在取得政權、在鬥爭的時候非常積極、非常警覺，也會非常努力、非常自律，隨着執政時間延長、各種社會矛盾積累以及自身懈怠，有可能會逐漸瓦解，這是個規律。我們現在所謂跳出歷史周期律，是希望能夠克服這個規律，中共內部儘可能保持警惕性，保持自我革命。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強力反腐，實際上也能看到這方面的努力。當然這個問題十八大以前存在，十六大、十七大再往前也都存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強調過，只不過現在這個問題更突出了。執政時間越長、黨的規模越大、國家越發展，應該說這方面的風險越高，懈怠的風險也越高。所以要千方百計解決這個問題，最終能不能解決，我認為還是要看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