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面對洶洶疫情　除了防控還應反思

面對來勢洶洶的武漢新型肺炎疫情（2019-nCoV，新型冠狀病毒），中國政府在疫情不斷蔓延的針對性防控舉措可能已經做到極致。

1月25日，正月初一，農曆新年第一天，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研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會議決定成立高層級的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共最高領導層領導下開展工作，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有關地方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作。這是面對武漢新型肺炎疫情，中國最高層級的最新應急性舉措。領導小組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擔任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擔任副組長。領導小組成員還包括4位中共政治局委員：丁薛祥、孫春蘭、黃坤明、蔡奇，以及王毅、肖捷、趙克志3位國務委員。

此前，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派出重症醫學專家加強對患者救治的臨床指導，組建6支共1,230人的醫療救治隊前往疫情發源地湖北省會武漢，同時召集6支後備梯隊隨時待命。

此外，由上海、浙江、廣東、解放軍派出的醫療隊也已到達武漢，前往指定接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較多的地方醫院開展救治工作。

地方層面，也採取了最嚴格的防控措施，疫情爆發地武漢自1月23日宣布「封城」——關閉武漢和臨近城市的交通等。為了阻止病毒傳播，湖北已有至少16座城市「封城」。

截至2020年1月25日21時，除了尚未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或確診病例的西藏外，中國所有發現新型肺炎病例的30個省份均已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這是針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最高級別的防控應急響應。

內地媒體也開足馬力，對武漢新型肺炎疫情進行轟炸式的報道，對如何實施預防和應對進行密集的科普性宣傳。中國對於新型肺炎疫情的應對，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世衛組織（WHO）對中國採取的措施表示歡迎。

伴隨着疫情的發展，中國社會也出現了武漢市在疫情防控上是否存在問題或者瑕疵的討論。武漢新型肺炎疫情，最早病歷出現在2019年12月初，但直到12月30日晚間，由武漢衛健委於當日發出的有關「不明原因肺炎」在網絡上廣泛傳播之後，武漢市疾控中心才在翌日開始向公眾通報病歷。

2020年1月7日晚上9時，專家檢測出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1月20日，武漢市成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統一領導、指揮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採取更嚴格的舉措，內防擴散、外防輸出，防止疫情擴散蔓延。

然而，由於正值中國傳統春節返鄉潮，大量人員已經流動至外省返鄉，導致武漢新型肺炎疫情蔓延至中國其他30各省份。官方宣布，截至25日中國累計武漢肺炎確診病例1975例，死亡56例。日本、法國、新加坡、美國，以及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也接連發現武漢新型肺炎病例。這些地方出現的病例，據信皆源自於武漢。

針對武漢新型肺炎疫情至今的快速擴散，不少聲音指責自疫情爆發最初時起，武漢市及湖北省政府官員存在瞞報等行政不當問題。在武漢出現第一例冠狀性肺炎病人之後近30天，武漢沒有發佈任何關於該肺炎的消息，飽受外界詬病。武漢地方政府甚以傳謠的理由，查處了8名在網上公開疫情「違法人員」。

中國網絡上廣泛流傳的一則據稱來自中國國家疾控中心的貼文稱，中國的疾控工作者在第一時間分離了病毒，測完了序列，證實了病原，在不到兩週的時間裏研發了檢測試劑，發放到全國省級疾控中心，並複核了幾十到上百份武漢來的標本，獲得了國際同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一致讚賞和高度肯定，為防控疫情贏得了最寶貴的時間。但出於維穩需要，檢測報告進了保險櫃，武漢方面連續一週發佈無新增病例，密接人群無人感染，無醫務人員感染的消息。「都以為是武漢措施得力，把疫情扼殺在搖籃裏了，誰知道背後的真相是醫務人員多人感染，人傳人確鑿無疑。」

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微博發文評價武漢疫情稱，此次疫情擴散，武漢和國家衛生部門負有責任。他在微博長文中寫道，「儘管認識新型病毒需要一個過程，但我們理應早些預判它的危險性，早些採取更堅決的措施，但我們確實做得不足。我個人認為武漢市和國家衛生管理部門對此都負有責任。」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一名記者，甚至因在微博發文呼籲武漢市一把手應立即換帥引發關注。不過，該報社隨後致函武漢市委市政府道歉。

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那場註定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會議上，習近平為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總目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較於過去的器物層面「四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當時就被多維新聞稱之為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

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五個現代化」成為是次會議的核心主題，具體對「第五個現代化」進行全方位的闡述。「第五個現代化」包含兩個層面，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兩者實質是一個有機整體，缺一不可：有了良好的治理體系，為提高治理能力打造了必要的平台和架構；反之，只有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治理體系的效能。

在這裏，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執政黨官員們的素質和能力。如果官員素質低劣，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國家的治理能力也不可能強大起來。武漢新型肺炎疫情這樣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在已經有了SARS疫情防控教訓和經驗的前提下，依然出現了為人詬病的問題，這無疑從一個切面表明，中共所追求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依然還有很大挑戰，特別是下沉到地方政府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