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種族歧視與排外主義 正伴隨疫情洶湧來襲

撰文: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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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的肺炎,正引起全球各國的高度關切,同時也有不少地區的人民,踴躍向當前疫情最嚴重的中國社會送上祝福或物資,連處於美國制裁下的伊朗都捐贈了100萬個口罩。但遺憾的是,亦有許多地區莫名地懼斥華人或亞裔人士,甚至公然侮辱,引起種族歧視與排外主義再興的疑慮。

澳洲某餐廳以「made in China」雙關語嘲弄新型冠狀病毒與中國,引來強烈指責。(Facebook)

例如2020年1月底法國傳媒《皮卡爾信使報》(Courrier Picard)以「新黃禍」形容,結果招來抨擊;部份法國亞裔族群,也被逼得不得不在Twitter上標註「我不是個病毒」。還有少數澳洲傳媒也徑以「中國病毒」來稱謂,並暗示中國人不該出門,伺機偷渡種族主義。美國科技媒體《The Verge》也於2月4日報道,21歲美籍越南女孩Trang Dong如何在Tik Tok上收到帶有種族偏見的評論,譬如「妳湯裏的蝙蝠在哪?」、「現在是corona時間」(corona與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同名)等。

利用疾病污名化族群或加深種族偏見,是人類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惡劣傳統。輕者是以地區或族稱命名新疾病,藉此發泄對他者的不滿與歧視,譬如梅毒就很好的呈現人們互相「甩鍋」的心態。當梅毒於法國國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1470─1498)遠征意大利的軍隊中爆發開來時,不明究裏的法國人將之稱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意大利人則反過來命名為「法國病」。接着梅毒根據傳播路徑,又被冠上更多異稱,如荷蘭稱為「西班牙痘皰」,波蘭人稱為「日耳曼人病」,俄羅斯呼為「波蘭人病」,日本則叫做「唐瘡」或「琉球瘡」。

法國編年史家暨詩人Gilles Li Muisis(1272-1352年),描繪遭瘟疫襲擊的居民如何遷怒與燒死被視為病源的猶太人。(Royal Library of Belgium)

不過梅毒未引起太嚴重的排外浪潮,反倒是黑死病、霍亂、痲瘋病等疾疫的爆發,令處於社會底層的民族備受打壓。如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就多次因此遭驅逐、屠殺、沒收財產,法國社會曾長期振振有詞地宣稱,這麼做是因為猶太人指使痲瘋病患於井水投毒、或是同伊斯蘭君王勾結,但事後都證明不過是迫害猶太人的藉口。即使教皇克勉六世(Pope Clement VI,1291─1352年)曾疾呼猶太人遭病的人數也一樣多,也仍止不住歐洲社會瘋狂的反猶風潮。就這樣,歐洲人將對傳染病的恐慌與憤怒,徹底宣泄在因宗教理由受斥的異教民族身上,同時也反過來合理化對渠等的迫害。

到了殖民擴張時期,歐美國家又利用科學優勢摸清傳染病的起源和治療方式後,轉而歧視現代醫學體系尚未建立或不發達的國家或民族,從而替帝國主義的宰制披上文明與道德的外衣。比方在19世紀歐美人士的筆下,華人常被加諸「不潔」的形象,因此被咬定為散播疾病的禍首,像英國醫師就曾認為中國人比歐洲人更容易得到痲瘋病,澳洲的醫師則乾脆指控「中國人把這個可憎的疾病帶到了我們在澳洲的殖民地之一」。而其中最瘋狂的,恐怕是對醫理一竅不通的英國牧師亨利(Henry Press Wright,1814─1892年)。

亨利形容痲瘋病是「帝國的危險」(Imperial danger),主張該嚴格限制亞洲移民,並聲稱「就痲瘋病患占人口的比率而言,中國與緬甸是全世界最高的」,還援引澳洲報紙的聳動排華言論替自己背書:「我們小心防範狗會把狂犬病帶來國內,我們卻沒有防範中國墾民(Chinese colonists)會引進和散播痲瘋。後者對澳洲人命的威脅要比前者大得多,而且痲瘋是比狂犬病更可怕的疾病。一般都知道中國佬(Chinaman)遠比其他人更常罹患痲瘋,而且疾病通常會先出現在他們手上。我們也知道痲瘋是透過接觸傳染,然而我們卻心平氣和地容忍下階級的中國佬叫賣蔬菜水果」,渲染吃了中國移民販賣的蔬果就會得到痲瘋。

1888年澳洲雜誌《Melbourne Punch》刊登反華漫畫,畫中指稱華人為「中國害蟲」。(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連營救過孫中山的英國醫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年),也把痲瘋病歸咎於華人。他將夏威夷、斐濟等太平洋島嶼出現痲瘋的原因,歸結為「唯一的共同因素就是中國佬,而且他有痲瘋」,並以充滿厭惡的口吻寫道:「這種持續移民所帶來的罪惡之一,就是痲瘋的傳播」。這類言論,無非是替排華風潮累積能量。

利用疾病當作種族歧視藉口的作法,不僅令少數民族容易成為社會的代罪羔羊,歐美國家有時還因此只刻意挑選渠等作為防疫重點,反而使疫情容易出現破口。譬如1900年加州舊金山爆發鼠疫後,美國聯邦政府徑自認定華人為傳染源,便將唐人街給隔離起來,並小心翼翼地避開白人居住區域與商家,結果引起華僑的憤怒。畢竟,病菌可不會挑選宿主,所謂的「華人容易傳染疾病」根本就是種族主義下的無稽之談。

雖然當今現代醫療曾依附的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已受到檢討,但探討不同種族對藥物或療法反應差異的研究,卻轉而興起。部分學者以此立論,並於2005年在美國上市第一款號稱專治黑人心臟病的藥物「BiDil」,結果引來科學種族主義的質疑。畢竟白人與少數族裔間治癒率的差距,很多時候是基於醫院環境、經濟水平、衛生飲食等因素,而且不同個體間對藥物與疾病的反應不同,是否能擴大為整體種族俱有差異,仍飽受爭議。最要緊的是,一旦某藥物僅對某種族有效的說法成立,正形同暗示某種族更容易染上或傳播某疾病,這與19世紀種族主義者的論調毫無二致。

正由於潛伏在疾病與科學名義下的種族主義始終陰魂不散,加上當前部分國家因忌憚中國崛起而散播「中國威脅論」,故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又成為有心分子或不瞭解中國的人士恣行歧視的好藉口。幸好許多人對此有所警惕,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 Pérez-Castejón)便於2月4日在Twitter上表達「沒有人是病毒,排外主義才是」;俄羅斯消費者聯盟也呼籲不能有酒店或餐廳拒絕接待中國人,否則將受罰;美媒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也表達對種族主義伴隨恐懼蔓延的不滿。所以對於部分人士或地區的刻意挑唆種族主義,實應予以最嚴厲的批判與譴責。何況在全球化的時代,誰也無法獨善其身,世界各國咸應同舟共濟才能控制疫情,否則即使人性缺失所帶來的危害,將比病毒還難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