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掌港澳辦】老將再啟用 用改革解決結構性矛盾

撰文: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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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3日,中央政府對湖北高層的人事調動引發的輿論震動尚未結束,國務院緊接着公布夏寶龍以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的身份,接替遭到降職的港澳辦前主任張曉明的職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一職,引發輿論更多譁然。

2016年1月29日的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總結表彰會議上,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中國網信網。)

要知道,1952年12月出生的夏寶龍,今年已經超過67周歲,其2017年4月從浙江省委書記職位退下,遵循大多數到齡省部級大員的老路——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一名副主任委員。即便他2018年3月當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由此晉升副國級,人們也依然認為夏寶龍退居二線,仕途不會再有他想。

不得不說,夏寶龍的忽然被再啟用,而且居然是擔任港澳辦主任這樣的熱門職位,實在讓人意外。

國務院港澳辦原本是正部級機構,夏寶龍的到任,讓港澳辦領導層形成由夏寶龍和分管港澳辦日常工作的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四人組成的「一副國級+三正部級」的高配格局。

結合1月4日,中央政府打破治港官員的既往成例,啟用老將駱惠寧(1954年10月)接替王志民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此番對夏寶龍的破格再啟用,再次讓外界好奇這種人事調整背後,中共高層對於治理港澳尤其是香港的思路有着怎樣的結構性調整。

要藉此抽絲剝繭,嘗試去分析中央政府的上層治理思路,需要先關注夏寶龍接任港澳辦主任之前的職務——全國政協副主席和秘書長。

另一位被啟用的老將駱惠寧,2020年1月15日以香港中聯辦主任身份,在香港舉行的春節招待會上致辭。(AFP)

中國每年3月的全國兩會,一個是人大會議,一個就是政協會議。人大會議主要審理議案和報告,而政協會議則討論各種報告。二者的區別是,作為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審議這些報告後,要通過表決對這些報告做出決議。而主要扮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角色的政協,則是要對人大表決的各種報告提出意見和建議,但不表決或做作出決議。

所以,在中國的政治運作過程中,所有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項目建設、重大財政預算和重要人事安排等,都要嚴格執行「四在前工作機制」——即在黨委決策之前、人大審議之前、政府執行之前、幹部公示之前主動提請政協協商。

同時,政協和統戰往往會被不熟悉中國政情的人混淆,這兩個機構有職責相似之處:團結黨外人士,即中共之外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族各界人士的職責。但是二者機構性質完全不同:統戰部門是中共黨委主管之下的職能部門,政協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所以政協不僅等級高於統戰,其覆蓋範圍也更加廣泛。

2019年爆發的香港反修例風波,已經讓北京認識到香港「一國兩制」存在理論不足。對「一國兩制」進行查漏補缺的升級改造,提高其水平已經成為擺在中南海高層的案頭工作。

2018年3月9日,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張曉明在「部長通道」接受採訪。(新華社)

《香港01》一直強調,香港今天面臨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不是小修小補就能解決的,尤其在香港背後,還有一個台灣問題。需要用結構性的改革去解決結構性的矛盾。這種結構性的改革就包括組織、人事、思想以及理論上的。有理由相信,在人事改革之後,中央對於一國兩制將有更多動作。

此番由主持並領導全國政協辦公廳工作的秘書長夏寶龍擔任港澳辦主任,意味着中南海或將治港工作落入統戰的大邏輯當中。當然,此處的大統戰,不僅僅是狹隘意義上的統戰的邏輯,還有地方治理的邏輯,一國和兩制融合的邏輯,以及國家安全的邏輯等等。這種調整,不僅可以彌補香港「一國兩制」的不足,也可以為將來的台灣統一模式汲取教訓,少走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