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社論：治港機構陳痾待解　中聯辦尤需滌故更新

近期，中央治港體系更換兩名主將，並重構整個系統的權力結構。《多維新聞》就此發表了題為《治港機構陳痾待解　中聯辦尤需滌故更新》的社論，指出中聯辦存在無法及時和正確掌握社會脈動等問題，須進行改革。以下為社論全文。

2月20日，中聯辦新主任駱惠寧以致港區人大和政協代表公開信的形式，向香港社會喊話。在信中駱惠寧「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措詞温雅親和、樸實自然，但又明確傳遞出堅定信念，似乎可以看到中聯辦新的工作方式和自我定位，這或許就是一種新常態，因為以往中聯辦給港人以「官僚、不接地氣」的觀感，那不是它應有的溝通方式。

香港的反修例風波將這座國際金融中心推向危險邊緣，折射出過去多年中央治港工作的失誤，給治港體系，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港的代表機構中聯辦敲響了警鐘。在這次騷亂的過程中，中聯辦多次成為抗議者的指向對象，其根本原因就是陸港矛盾在過去十多年不斷惡化，甚至激發起一股分離主義，使得中央政府的駐地代表成為發泄對象。但考慮到同為中央駐港機構和國家象徵的解放軍在香港獲得較多認可，唯獨中聯辦成為香港輿論經常指摘的對象，一定還有其自身的原因。反思過往才能把握現在、開啟未來，駱惠寧能否讓中聯辦煥發新生，值得期待。

丟失的「看家本領」

中聯辦是在香港「深耕」多年的治港前線機構，前身為成立於1947年，以中共駐香港最高代表機構身份履行職責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其職責就是發揮聯絡和統戰功能，這是它存在的價值和「看家本領」。港英時期，它同時承擔中共香港工委的身份，負責香港的反殖民政治運動，統戰香港愛國人士，凝集愛國力量等，在多方面卓有成效。

香港回歸之後兩年，「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 「正名」為中聯辦。 「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是廣泛聯繫香港各界的重要渠道，是促進兩地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橋樑。」這是中聯辦官網上的自我定位。但從反修例事件，以及此前密集爆發的「佔中」等街頭政治衝突表明，在治港事務上中聯辦未能扮演好自己的「聯絡」角色，非但未能認識到其統戰工作就是在「一國兩制」前提下團結香港社會的絕大多數，相反，它與香港社會的主要群體，尤其是年輕人和泛民主派嚴重脱節，甚至在有意無意之間將他們推向對立面，逐步促成了今天牢固的反建制力量。中聯辦無法及時和正確掌握社會脈動、置全社會的怨氣於不顧，更無法為中央決策提供全面、準確的資訊。官僚、不接地氣，傲慢地以中央駐港「欽差」身份高高在上，是香港社會對於以往中聯辦的最主要印象。

以反修例風波為例。為支持港府修例，彌補香港司法漏洞，中聯辦邀請了200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港區省級政協委員進行溝通；在反修例事件爆發後，也曾聯合港澳辦問計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但對於那些代表至少過半民意的泛民群體，以及眾多對生活現狀憤懣不平的市民青年，中聯辦是否充分考慮過他們的意願？如果中聯辦能事先與泛民、年輕人進行有效溝通，及時了解瀰漫在全社會的怨氣，或許能對局勢有所預見，不至於讓修例釀成目前進退兩難的困局。

在許多港人眼裏，中聯辦厚此薄彼，常年只與商界、建制派走近，不斷鞏固既得利益階層的結構。儘管這種狀況可能有着複雜而現實的原因，但既然港人看不見中聯辦有解決這種困局的嘗試，那它就只能承擔因此而產生的後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在接受多維新聞採訪時，也着重揭示了這一點：「我們在香港政治上確實有偏頗，太過照顧建制派的官二代、富二代，而這些人無論從能力還是口才都不如泛民，從立法會辯論就能看出來。泛民就會覺得中共全用小人，是羞辱香港人的智商，羞辱香港人的自治能力。原來港英時期行政體系吸納能力很強，而我們現在的吸納能力是不足的。」

中聯辦在香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這一重要性在香港社會卻並非什麼「聯絡」功能。多數港人不管知多知少，對中聯辦都會有個籠統印象，就是它代表北京「阿爺」、高高在上，權力甚至比港府更大。作為聯絡部門，中聯辦要想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必須放低身段重拾「看家本領」，回歸自己「聯絡和統戰」的主業，「不要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聯絡、溝通，就是既要明白中央對港的政策，儘可能全面、準確地傳導至香港；反過來也是一樣，要在香港深入「聯繫羣眾」，尤其是要清楚認識到「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各種社會力量結構，在「求大同、存大異」基礎上團結最廣大的普通市民，把香港的聲音和意見及時準確地傳遞到北京，讓中央做好決策，讓自己執行好中央這些決策。在這個過程中，中聯辦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香港與內地的差異，在與港人接觸交流時，必須用港人能聽得懂的語言和能接受的方式。

見樹木，更要見森林

腐敗問題，也是治港機構令港人非議不斷的一個問題。與商界太過密切，很容易被利益集團圍獵，至少在觀感上被認為是脱離了普通市民，讓人看見的就是延續了香港「官商共治」的傳統。我們不否認身處香港一線的治港機構可以是「出淤泥而不染」，也不是說治港機構官員就一定存在金錢腐敗。但反過頭來也要問，在內地的嚴厲監管和黨性教育下還有那麼多貪官污吏，在身處「舞照跳、馬照跑」花花世界的香港，中聯辦官員是否可能個個都獨善其身？

香港上流社會成員通過「公關」駐港機構，獲得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地方政協委員席位，在香港社會早已是公開的秘密，這在回歸前就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全國層面，官商代表比例遠遠壓過專業人士代表比例，這是頂層設計還是現實結果，是需要深思的。而在省、市一級中，這種港人眼裏「有錢就能當代表」的現象更為普遍。用一位不具名港區代表的話說，「如果沒有全國、省、市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頭銜，會有一定的『落伍感』。」 治港機構是如何選擇這些香港的代表，這裏面有多少是腐敗的結果，都是十分現實的追問。這種現象，也使得一些真正有節操的香港愛國者，只能以主動或被動的姿態，選擇和中聯辦保持距離。

商界對香港來說重要嗎？當然重要。在香港回歸初期，他們對於避免香港因為主權的回歸而出現社會動盪，對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當然是做出了貢獻的。可重要歸重要，商界說到底只是社會的一部分，並非香港社會的全部，作為中聯辦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證明它根本沒有讀懂香港，只會讓香港的問題和衝突更為複雜，甚至就不可避免地將自己變成「問題」的一部分。

設想一下，當香港普羅大眾因地產霸權咬牙切齒，當年輕人因為缺乏上升通道看不到希望，當貧富差距懸殊而得不到改善時，中聯辦如若成為香港「官商共治」結構中一員，甚至異化為「官商勾結」局面的主導者，就自然成為人們同仇敵愾的對象，甚至會因為中聯辦代表中央政府站在治港的一線，又是「一國兩制」的一個部門象徵，連累到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

治港更需要「第五個現代化」

香港回歸並非只是主權移交就能「一勞永逸」，更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就可坐享其成。「一國兩制」這個極具創意的設想，如何在回歸後落實和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在實施中不變形不走樣，是治港機構的應盡之責，對身處一線的中聯辦更是歷史考驗。

回歸前的香港問題是「回歸」，也就是如何與英國政府「鬥爭」，如何對香港市民進行統戰，加強他們對回歸的信任。在這個階段，中聯辦的前身「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考慮到歷史的侷限性，就很好的完成了歷史使命。但回歸後，香港的主要議題就轉變為落實和發展「一國兩制」，支撐香港的繁榮穩定，並實現陸港兩地從區隔到融合的轉變，這既是為了香港福祉，更是要彰顯回歸後的香港更能發揮其優越性，在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權」的指引下，讓香港更能成為未來兩岸統一的榜樣。

然而，回歸後的中聯辦跟香港某些既得利益群體的想法一樣，無視港英時期香港早已經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更因為受「井水不犯河水」機械區隔思維的影響，對香港的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既不明白香港的真實情況，更不明白如何發展「一國兩制」，甚至鞏固了那種對「一國兩制」錯誤認識，完全認識不到香港主要矛盾的惡化，認識不到「一國兩制」正在被消極力量侵蝕其基礎，以致後來滋生了港獨風潮，扭曲的本土化思維成為年輕人的主流思想，甚至連中聯辦和「一國兩制」本身也成為被衝擊的對象。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治港體系儼然成為一個「三不管」地帶，身處香港一線的中聯辦更是如同「化外之人」。十八大之後內地官僚體系發生深刻變化，但治港體系卻好像紋風不動。必須認識到，中聯辦一直被香港既得利益的思維所支配，如果要改變，必須要中聯辦這個機構集體認識到問題的性質，就好像當年鄧小平的一句話——「一國兩制」，讓當時依然比較封建的內地政治局面打開了腦洞，辯證地認識到香港回歸問題的性質，今天習近平在四中全會的相關內容，就應該讓治港體系的官員重新認識香港今天問題的性質，不反思過去三十多年的工作思路和方式，根本無法徹底改變香港的困局。這並不針對某一位官員，而是針對某種思想慣性。

我們認為，香港問題的性質既是中央有責任兑現對香港繁榮穩定的莊嚴承諾，是全面管治權這樣的權力結構對香港有序發展所代表的應有之意，還要在統一台灣過程中就「一國兩制」是否具備說服力發揮實質範例作用的意義，而且是中國能否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的關鍵考驗。中央政府應吸取這一次反修例風波的教訓，反思和總結過去多年治港經驗，全面改革治港機構，它既是改革其組織人事，更應該改革其對香港問題和「一國兩制」的認識，這是比十八大以來的黨建工作更嚴厲的改革，因為，這是一場支持「一國兩制」國策健康發展的關鍵鬥爭。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央根本無法啟動任何針對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改造，更無法為台灣的回歸建立讓台灣社會認可的「一國兩制」榜樣。

現在，中共治港體系的頂層設計已經重構，在組織結構上初步理順了治港體系的性質，但對於全面釐清和理順治港體系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香港建制和泛民等其他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還有不少工作。我們深切期望過去一個多月治港體系變化的節奏和方向會繼續延續下去，就好像這次疫情的管控一樣，不獲全勝絕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