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中央黨校教授：徹底控制疫情的網絡密碼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極大的衝擊，也對人們關於國家、政府、權力、公共生活、國家治理、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政治學問題的既有認識造成挑戰。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何哲4月28日刊文《新冠疫情與網絡治理》，指出此次疫情的傳播與治理，同時體現出病毒的高傳播性和疫情防控信息高透明性流動相競爭的特徵。

《新冠疫情與網絡治理》原文：

迄今為止，中國已經持續了近三十年的全社會的網絡信息化建設與發展，取得了極大的成就。此次新冠疫情，發生在當前網絡社會基本完備形成的時期。因此，此次疫情，除了疫情本身所具有的高傳染性等特徵外，實際上在整個疫情治理中也體現出了網絡社會所具有的高透明性、高信息流動性和高動員性的特點。可以說，此次疫情的傳播與治理，同時體現了病毒的高傳播性和疫情防控信息高透明性流動相競爭的特徵。

從高透明性角度，網絡社會的重要特徵是整個社會在網絡的連接下，形成了全域範圍內的信息高流動性與透明性。從而使得疫情在爆發初期，其信息很快能夠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最大範圍的傳播，這種傳播與傳統的疫情信息傳播方式形成了很大的區別。在傳統模式下，對於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是沿着傳統的科層社會組織進行漣漪狀逐漸擴散的。這種傳播方式隨着空間和時間對信息形成了逐級的滯後、削弱和扭曲。而網絡時代則改變了這種逐級的傳播模式。網絡社會的信息，幾乎是同步能夠在全網絡進行同步傳播，從而使得信息實現了全網絡的同步震盪。這種震盪極大程度上提高了整個信息的傳播效率。這同時也產生了兩個效果：

一是信息的高效傳遞和整體式動員。這反映在此次疫情中，關於疾病的信息、規模、強度、傳染性、危害，以及相應的防範措施等都能夠第一時間在從政府發起而在整個互聯網進行傳遞。從而使得網絡中的每一個節點都盡最大程度上被動員起來。這一高效信息網絡與中國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統一完備的治理體系相結合，極大加強了疫情防控治理信息的全域傳播。從而使得全社會在第一時間就儘可能的為疫情的防控做好準備，其最終的效果是極大加強了對整個疫情的控制行動的動員和開展。

二是信息的過度超載和干擾。網絡的高度信息透明性，不但帶來了防疫信息的有效傳播外，同時也帶來了信息的過載與干擾的問題。也就是說，由於網絡所具有的信息多源性，從而使得關於疫情的各種解讀、觀點、謠言等也會同步在網絡上進行震盪。這些信息就會與原先有效的疫情防控信息形成了交互性的作用和干擾。這也同步產生了各種網絡的負面情緒包括強烈的恐慌等問題。適度的恐慌可以有效的加強公民的個體保護，然而，同樣也會對正常的社會活動產生負面的干擾。

當然，網絡的作用不僅如此，網絡所具有的高信息通透性和高效的資源調度能力，對於開展包括遠程工作、遠程醫療、信息救助、經濟交易等都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可以看到，之所以在如此高傳播性和高強度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中國基本的經濟體系依然可以保持有效的運轉，並且可以很快的復工復產，這與來自於互聯網體系對於整個結構社會的支撐與重構密不可分。這深刻體現了過去三十年來的中國信息化建設，取得了重大的積極的社會建設效果。

通過這次疫情與網絡的交互治理作用，可以看出網絡治理在公共突發危機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幾點啟發：

一是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網絡能夠第一時間呈現事件的各種方面。因此，這要求政府在處理突發事件時能夠儘可能的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的原貌，從而避免其他來源信息所產生的扭曲等問題而動搖政府所具有的權威能力。因為，政府不公布，其他途徑也會最終呈現出來。要避免信息被動，就要儘早盡全。

二是需要高度重視和利用好網絡所具有的信息高效傳遞的作用。網絡時代，能夠儘可能的形成全網動員的效果，這極大增強了政府本身所具有的信息傳遞和資源動員能力。因此，要進一步加大整個社會網絡信息化與本身政府網絡信息化的能力建設。

三是進一步規範網絡傳播主體的行為。一方面要保護好公民合法的信息發佈權，既幫助政府有效獲取信息，也幫助其他社會主體及早的備災避險。另一方面則要對各種謠言進行有效處置，避免謠言形成的各種恐慌和形成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從而干擾正常的各種應對策略。在這種平衡的原則下，要同步完善法律法規和對謠言治理的技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