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跌至世界第四　日本開始反思

2月中旬，日本內閣府發表的2023年經濟增長數據顯示，去年日本經濟的名義增長率攀升至5.7%的高水平，其國內生產總值（GDP）折算成美元是42106億美元。而德國的實際增長率雖是-0.3%，但由於物價上漲的推動，其名義增長率高達6.3%。至此，日本的經濟規模低於德國的44561億美元，日本由此被德國超越，在世界經濟中的排名由第三位降至第四位。

早在1968年，日本就超越了當時的聯邦德國，躍居全球第二經濟大國。此後，日本將這一地位保持了42年之久，直到2010年被中國取而代之。由於日本經濟長期無法走出衰退怪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26年印度經濟也將超越日本。

上世紀60-70年代是日本經濟高歌猛進的時期，在站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後，日本在1980年的GDP規模達到了11,278億美元，而德國僅為8,537億美元，日本GDP超出德國30%多。到2000年，日本經濟規模更攀升至49,683億美元，其時德國僅為19,488億美元，日本是德國的兩倍半之多。

此後，日本的增長步伐明顯放慢，按世界銀行的測算，2021年其實際經濟規模居然降至2010年的85%，而德國卻一路緊追不捨，終於在2023年再度逆轉。

雖然日本相繼被中國和德國趕超，但中國與德國的情況顯然有很大不同。中國是基於巨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14億人口是日本的11倍以上，趕超日本是勢在必行。

而德國的人口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它反超日本並不存在必然性，德國去年之所以實現反超，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日圓貶值和歐元匯率攀升以及德國物價大幅上漲造成的，其中不無偶然性。

當然出現這一變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例如德國的勞動生產率高於日本。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相關數據，2022年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在該組織38個成員國中排名第30位，為197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德國卻排名第11位，由此不難看出兩國之間的差距。同樣根據經合組織2022年的預測，美國的潛在增長率為1.9%，德國為0.8%，而日本僅為0.6%。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2023年日本的人均GDP為3.4萬美元，在G7中處於墊底水平，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德國約為美國的80%。

在日本經濟發展的巔峰時期，除了汽車以外，日本家電產品也像洪水一樣湧向全球的每一個角落：電視機、雪櫃、冷氣機、音響……以至美國完全放棄了家電生產，大量從日本進口。

面對日本的崛起，美國對日本發動多輪貿易戰。1987年，為了泄憤，美國國會議員甚至在國會山前用鐵錘砸毀了東芝收錄機。

如今，日本已無法出口家電產品，只是出口一些零部件，智能手機等產品只能從國外進口，東芝和日本電氣（NEC）已相繼退出智能手機領域。松下公司也於2021年停止在國內生產電視，轉而前往馬來西亞生產，富士通公司更是索性出售了手機和電腦生產部門。製造業的空心化導致日本經濟實力明顯下滑。

雖然德國目前的經濟增長率也並不理想，但德國顯然受益於歐盟這一全球最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在歐盟中，德國的領頭羊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外國企業只要在德國投資，那其產品就可以在出口其他歐盟成員國時享受免稅優惠，此舉對外國投資者而言，無疑具有極大的魅力。由於歐盟內部，許多中東歐和南歐國家的發展水平遠低於德國，因此歐元的匯率水平遠低於德國的經濟實力，此舉無疑增強了德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日本並不具有德國上述的有利因素，而日本對區域經濟合作的姿態也令人置疑。雖然經過本地區眾多國家的共同努力，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終於在2022年啟動，但日本卻出於強烈的防範心理，堅決反對中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另外，日本對有關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態度也非常消極，使得這一談判遲遲無法取得進展，儘管中國是日本的頭號貿易伙伴。同樣，日本對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也非常抵觸，其原因無非是「一帶一路」是中國推出的國際經濟合作平台。

此外，日本也始終堅持抵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儘管該銀行的成員國早已超過亞洲開發銀行，G7中除美國和日本外均已加入，但日本就是不為所動，與美國聯手抵制這一國際金融平台。日本如此自我設限，使它喪失了許多重要的經濟發展機遇，但日本就是執迷不悟，最終的結果也是咎由自取。

不僅如此，日本對吸引外資的態度始終非常冷漠，其法人稅也居高不下，日圓疲軟也無法吸引外國優秀人才前往日本大顯身手，所以日本的增長率多年來始終處於低迷狀態。

日本經濟遲遲無法走出泡沫破滅後遺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多年來日本的消費始終無法起到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消費者緊捂錢包不願消費，是因為實際收入多年來沒有增加，尤其這兩年都處於負增長狀態。

安倍晉三上任以來，幾屆政府一再呼籲企業提高工資水平，但企業就是無動於衷。根據日本內閣府的相關數據，從2000年至2022年，日本的名義工資實際年均增長率僅為0.2%。而美國和英國分別為3.3%和2.9%，德國也有2.2%。因為長年持續的通縮狀況，導致企業的利潤非常低下，這一狀況迫使企業壓低員工薪資。

從1987年到2022年，在G7中，美國、英國和意大利的物價水平上漲了150%左右，加拿大也超過了1倍，德國和法國接近1倍，而日本僅上漲了20%左右。物價上不去，企業生產的產品價格就受到壓抑，利潤就受到很大制約。

直到2021年3月，日本的產品出廠價才重新出現上漲，而上次上漲還是43年前！企業沒有利潤，漲工資就無從談起。工薪階層收入沒有增加，當然就得想方設法節省開支，這樣增加消費就缺乏前提。

2023年日本的個人消費開支為297.7萬億日圓，還低於疫情前2019年的300.7萬億日圓。缺乏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又從何談起呢？

與此同時，由於同樣的原因，日本企業的設備投資也始終未能出現強勁增長。1988年日本的設備投資額比上年增加了16.5%，而2023年這一數據下滑至4.6%之低。日本企業寧願前往外國投資也不願在國內投資，這無疑使經濟增長又少了一大動力。長此以往，日本經濟欲振乏力就是很自然的結果了。

日本此前被中國超越的反應與如今被德國反超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2010年，日本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被中國取代，對日本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靂，日本人根本無法接受這一事實。在日本高層和國民的潛意識中，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根本不可相提並論。

「十年動亂」結束後，中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歷史的必然。1979年日本開始向中國提供日圓貸款，直至2008年才結束。日本向中國提供日圓貸款，既有對邦交正常化之際，中國放棄對日本索賠的回報，同時也有防止中國經濟崩盤從而導致大量難民湧向日本的考量。

這並非杞人之憂，越南戰爭結束後就曾出現了難民外逃潮。中國是接受日圓貸款最多的國家，日本也是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最多的國家。中國用日圓貸款興建了許多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對中國經濟的起飛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即便如此，直至1990年日本的GDP還是中國的8.7倍之多。從甲午戰爭以來的100多年中，日本始終以俯視的眼光看待中國，日本人一廂情願地認為這一狀況將會永遠持續下去，日本也一直以經濟大國地位來抵消和平衡中國的政治大國地位。

在日本看來，政治大國的標誌就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956年日本加入聯合國後就一直在追求這一地位，這當然不可能如願以償。在日本人看來，中國經濟一團糟，問題盤根錯節，是根本不可能順利發展的，但中國若真發展了就壞事了。

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擔任官房長官期間，對中國經濟規模超越日本的前景曾一再向日本國民提過醒，希望日本人有所思想準備，以免到時衝擊太劇烈。但日本人就是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根本不相信這會成為現實。

而一旦這成為事實，日本人所受到的震驚是無法言喻的，這讓日本人情何以堪啊？以致這個彎子至今還轉不過來。2011年，中國高鐵在温州發生重大追尾事故，造成大量乘客傷亡，日本媒體對此幸災樂禍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宛如將此視為「盛大的節日」就是這一心理在作祟。

安倍復出後，出台了一系列防範和遏制中國的舉措，在國際社會竭盡全力拼湊「對華包圍圈」，日本對華民意急劇走低，在全球所有國家中墊底，媒體充斥「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衰退論」等蜚言，整天聲嘶力竭地唱衰中國，均與此密切相關。

儘管如此，中國堅定和迅猛的發展步伐是不可阻擋的，如今中國在眾多領域不斷超越日本，最新動向就是取代了日本的頭號汽車出口大國地位，而日本這一地位已經保持了半個世紀，此舉進一步加深了日本的失落感和鬱悶感。

相比德國反超日本，日本人不僅以平常心看待，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時還反躬自省，以此為契機來審視本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德國本來就是歐洲頭號經濟大國，即便不是由於日圓貶值而導致兩國易位，德國的經濟實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德國人均GDP高出日本一大截，超過日本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日本不會因此而對德國產生任何怨恨和忿忿不平。

同理，如果2026年印度的GDP也實現了對日本的超越，日本不僅會泰然處之，甚至是樂觀其成。因為日本與印度沒有任何敵對意識和戰略衝突，既然日本自身的實力難以提升，它當然非常希望不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摩擦的印度能進一步增強實力，以便更有效地抵消中國的影響。

借別人的酒杯來澆自己心中的塊壘，這就是島國根性的日本人的思維邏輯。從安倍上任以來，日本與印度越走越近，其目的就是借重印度，通過與印度加強合作，將印度作為一枚遏制和防範中國的重要籌碼，從而增加自己在抗衡中國時的底氣。

兩個國家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從來都是與地緣政治密切相關的。

作者：陳鴻斌，曾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資訊所所長，專注於日本政治與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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