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與社區・二】倫敦東部工業區「再生」　環境綠化但仕紳化？

巴西奧運揭幕在即。每屆運動會背後，總有大興土木來成就運動員的汗水與淚水。此系列會回顧過去幾屆奧運會主辦國、當地居民和社區的故事。
巴西維拉蒙扎（Vila Autódromo）居民因為興建奧運場館而被逼遷，與之相比，住在倫敦東部的工業區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居民似乎幸運得多，區內環境反因興建奧運主場館而得到改善和綠化；但同時不少工廠小店卻被逼結業。在倫敦奧運落幕4年後的今天，奧運帶給斯特拉特福的變化到底是好是壞？

曾為工業區　吸收重金屬毒素的土地

倫敦的發展空間早已飽和，政府為擠出空間興建場館，只好向一些舊區「埋手」，如19世紀時期的工業城市斯特拉特福。

斯特拉福特在倫敦市的東邊，距離市中心約7公里。19世紀中期，斯特拉特福曾是英國鐵路工業和貨運業重鎮；但同時因高度工業化而市內環境惡劣，大文豪狄更斯的弟弟Alfred曾形容，這區霍亂肆虐、排水系統參次等。而隨火車製造業沒落，該區更一度只剩下貨倉和吸滿了重金屬或其他毒素的爛地，如奧林匹克體育場（Olympic stadium）所在地曾是歐洲最大型的家電棄置地「冰箱山」（Fridge Mountain）。

逼遷的居民　消失的商店

與巴西的情況一樣，在奧運主場館動工前，斯特拉特福區內不少居民和商戶都被逼遷。原是單身人士聚居的「粘土巷住宅區」（Clays Lane housing estate），在2007年因奧運工程而被拆卸，區內425名居民須另覓居所。其中一名受影響居民朱利安（Julian Cheyne）指，居民普遍在附近工作，而且「粘土巷住宅區」的租金便宜，自成一角；清拆令他們要搬到租金更貴的地段，部分人更因此失業。政府曾分發賠償給受影響居民，但往往來得很遲，而臨時房屋在2008年5月才能入住。另外，即使他們已於數周內搬走，卻仍有人指摘他們搬得太遲，阻礙奧運進度。

區內不少工廠及商店亦受奧運影響，一些租戶更索性結業。電單車維修店員工梅洛（Gileno Melo）指，他們已在斯特拉特福區營業逾13年，舖位亦不錯，但亦被逼搬遷，否則所有財物將被鎖起，「賠償的金額很可觀，但因我們只是租戶，甚麼也沒有。」另外，福爾曼（Lance Forman）的煙三文魚廠，在落成幾年後就因奧運而必須拆卸；而那年他已107歲。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朱麗葉教授（Juliet Davis）指出，這些受影響商店，尤其是餐廳，大部分倚靠「街坊客」。因此，這些商戶雖然獲得搬遷賠償，但實際上卻失去本來的客源，需要重新建立顧客網絡。

工業區爛地​變身住宅區

不過，奧運為斯特拉特福帶來的，除了清拆與逼遷，還有綠化。建築團隊在區內大舉植樹，淨化及消毒土壤，多幅原工業區爛地，已平整為「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奧林匹克公園；而位於斯特拉特福德沼澤（Stratford Marsh）附近的汽車廢棄場，現已變成一半行人路一半建築地盤。區內還計劃興建大學校舍及博物館，去年11月，該市政府宣佈為此籌集資金，開始募捐活動。

同時，區內設施也得以改善，斯特拉特福變得更加宜居。除了改善交通網絡，奧林匹克公園附近計劃改建成可住8000人的新房屋供應倉庫，而其中40%為政府提供津貼的「經濟房屋」（affordable homes），如原運動員村（The athletes’ village），已改建成名為「東新村」（East Village）的住宅小區，提供2818個新單位，但其餘幾個小區仍未動工。

奧運帶來「再生」還是仕紳化？

除了「遺產」，當年倫敦奧運籌委會還喜歡說「再生」（regeneration）。這是一個80年代興起的經濟學概念，指「在一個地緣範圍投資時，財富會涓滴到最有需要的貧困地區」。但英國作者及記者Anna Minton認為這是一個謬論（fallacy），「龐大而空曠的大型商場、私人辦公室以及被隔離和圍起的公寓，只起到了堅固的社會和經濟分化作用」、「最有需要的貧困地區沒有受惠」，指出這種發展模式在帶來高利率增長的同時，利益的分佈非常不均。

「粘土巷住宅區」居民朱利安認為，奧運工程期間區內已出現「仕紳化」（Gentrification ）現象：「其實也不只是因為奧運，但奧運是一種特殊的過程，讓人可用一個非常低的價格搶到大片土地，又可透過規劃部門控制該區⋯⋯原本由窮人佔據而有價值的土地漲價了，然後窮人只好搬到區內更不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