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港英紳士文化褪色 失去立足世界競爭力
任何地方都有其獨特文化精神，美國人談「美國夢」，香港人則常談「獅子山精神」，兩者本質相當類似——相信逆境求存、不斷奮鬥、力爭上游，最終總會成功。
很多人相信，獅子山精神是香港今日成功的基石，這種精神令香港能夠在戰後快速復甦，在70、80年代經濟起飛、社會急速發展。
今次介紹的《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的作者黃兆輝，並不否認獅子山精神的重要性，不過他認為，香港所以成功，其實同樣倚重另一種精神——「半山區文化」。這種精神所孕育出的一眾「港產紳士」，成了香港重要的建設力量。按作者觀點，主權移交前的百多年來，香港融合了中、英兩國文化優點的獨特管治與生活模式，事實上源於上流社會「半山區文化」以及社會基層「獅子山精神」的結合。
本書作者黃兆輝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國際關係學者，他以建構主義研究港澳問題，對這兩個前殖民地的管治頗有研究。他認為要解讀港、澳兩地，需先研究兩地與國際的互動、其後產生的價值觀，以及這些價值觀如何影響兩地管治精英。這本書的出發點，與另一位學者鄺健銘的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一樣，同樣是藉重新閱讀英治時代，為當下香港種種管治危機的問題核心與對應方法，探求靈感與新觀點。
本書的主要問題是：英國紳士文化如何形塑對英治香港頗有影響的「港產紳士」？作者認為，近年「半山區文化」漸失，是香港出現政治困局的一大主因。他指出，香港的「英國味道」正在消失，亦因而失去在世界立足的競爭力；尋回這種精神，讓更多港人有機會接受紳士教育，將現時的「社會精英化」變成「精英社會化」，將有助確立香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提升香港競爭力，追上現代社會的步伐。
後殖民時代重要資產——港產紳士文化
作者強調，香港管治的成敗，關鍵之一，在於官員是具有良好品格。所謂港產紳士，意指英式紳士教育培訓出來的一批高風亮節、曾為香港管治作出重要貢獻的公務員和政治家。作者認為，正是因為這些受良好訓練、擁抱英式紳士文化與騎士精神的港產紳士擔任殖民地公職，香港管治才能變得清廉與有效率。
這些港產紳士居於香港，熟悉中英文化，當中可分兩類：
一為英裔，他們就讀於英國傳統貴族學校，其後學習中華文化。因為通中英文化，故此作者認為他們的人格與修養，都有別於典型英國人——他們因吸收了中華文化的中庸之道、互相包容、適時妥協的優點，因此沒有像一般英人那樣抱有一板一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另一類為受教於香港西式書院的華人紳士，他們學習了西方自律、認真、守法等精神特質，因此處事有別於一般華人，較少講「人治」、「講關係」。
前一類港產紳士，以港英時代早期，由政府培訓治港的英裔官學生為代表。早期港督與管治階層多為軍人，他們忽視香港內政，重人治多於法治，且乘機斂財，這為管治帶來種種阻力。為解決官員貪污腐敗問題，港府開始了「文人治港」的計劃——這是指推行「官學生計劃」。
作者認為，官學生計劃是英國改革殖民地管治政策的「試金石」。重「文人管治」的官學生計劃，一改早期英人掠奪殖民地的管治風格，改而更尊重被殖民者的生活習慣，管治者視之為有助發展自由貿易的方略。
「官學生計劃」在1861年由第五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推行。官學生等同於今天的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AO），當時港府於英國本土招募名牌大學畢業生，再安排他們學習廣東話與中華文化；他們受訓後到香港先擔任傳譯官，再學習處理公共事務的技巧。這些英裔公務員既能直接與香港平民溝通，且品格良好，故此有較高管治能力，亦能解決港府缺乏翻譯人員的問題，更有助消除官員貪污弊病。灣仔杜老誌道的杜老誌，是其中一位第一屆官學生。他關心華人社會福利，最終官至布政司及署理港督。華人紳士則多為議員，例如，何啟、伍廷芳等人，他們曾任定例局、議政局議員。
以「香港模式」取代華人「醬缸文化」？
作者引用柏楊之言，認為中國文化猶如「醬缸」，缸中人習慣以權謀私、沒有公共價值觀，這令中國傳統官場文化與西方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背道而馳。作者相信，只有從精神層面出發，才能改變華人的「醬缸」文化。他以台灣為例，指出即使台灣近十多年引入了西方制度，但因為「醬缸文化」已植根台灣，台灣中式文化精神的弊病仍未絕跡，因此過去仍有不少貪污案件。
作者認為，「香港模式」之中的港產紳士，是華人文化面貌變改的成功案例；香港華人社會成功引進英國紳士文化，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良好例子。可是，香港紳士教育也有受地緣政治影響而變質。清廷被推翻後，中國萌生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為防止這些政治思想影響港人，港英政府積極推廣更保守和傳統的中國文化思想。國共內戰後，香港人口急增，教育資源未能配合，新建的學校，其師資比以往英式學校差，精英教育因而被邊緣化，變成只有少數人才能入讀的英國貴族傳統公學模式。另一方面，教育普及之後，為方便管理全港眾多學校，政府對傳統名校的監管日增，課程設計、學費和入學要求等方面，均須符合政府要求，辦學自主權因而受限、學校特色漸失。作者進一步強調，寄宿學校生活原是英式教育的重要一環，但由於「土地問題」，港府後期不再撥地興建西式書院學生宿舍，這令香港英式教育「打折扣」。結果，香港漸失傳統的英式教育，也同時失去昔日港產紳士的品格特質。
於當下氛圍，這本書頗有時代意義。2015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強調「去殖民化」的必要，說「舊時代有舊時代的規矩、體制；新時代有新時代的規矩和體制」。這本書既有助令人更易理解，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的「紫砂茶壺論」有何深意，也進一步令人明白，星港差異的一大根源──在《【書評】向新加坡學習，不能忽視其主權國身分》，便提過鄺健銘新著《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之中述說新加坡對港八大啟示的一點：「香港應學習新加坡，放下民族主義世界觀、重視英殖過去與遺產、連接世界」。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