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習特會】中美專家談貿易戰：北京需表現更平凡
作為2018年國際舞台上最後一個「大場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峰會牽動着全世界的目光，峰會期間決定中美兩大國關係的「習特會」尤為引人關注。圍繞習特會與中美關係的話題，《香港01》記者訪問了美國前副國務卿、基辛格智庫事務所副主席霍馬茨（Robert D. Hormats）、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以及澳門大學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王建偉。撰文：楊語濤
此次G20習特會之後，中美能否突破此前的僵局？
王建偉：貿易戰不是令兩國關係緊張的最關鍵問題，現在要防範的是由於兩國關係下滑導致的地緣政治衝突。如果中美關係繼續這樣演變下去，新冷戰甚至是局部熱戰真的有可能發生，而這些情況都不符合雙方利益。特朗普其實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據傳他曾經對國安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說：「你知道我們的區別嗎？你喜歡戰爭而我不喜歡。」當然真偽無法考證，不過當中美分歧面臨失控時，美國也會採取正面行動。
比如，在中美關係緊張加劇的時候，雙方的國防部長在新加坡會晤了。前一段時間，因為美國制裁中國軍方，導致雙方軍事演習中斷，但很快也恢復了。中美之間停止了將近一年的外交安全對話也得以重啟，緊接着特朗普和習近平通了電話。這些轉折都很有戲劇性，中美關係可以用峰迴路轉來形容，這次兩國元首G20峰會的會晤也是一樣。
王建偉：回到貿易問題上面，持續了半年多，效果並不像特朗普想像的那麼好。雙方經濟都有損失，中國也未被打到趴下。雖然特朗普嘴上說還要繼續加徵關稅，但這種長久的消耗沒有哪個國家的體制可以承受。而且，美國有選舉周期，這意味着美國的領導人難以制定長遠的規劃。
美國中期選舉之後，特朗普團隊差不多要到明年下半年才開始籌備總統大選，所以這段期間是中美關係的視窗期，也給中美關係的改善帶來了更大可能性，因為美國不需要為了政治原因突出對華強硬。所有這些因素疊加，讓中美透過G20峰會改善關係的可能性加大。
時殷弘：這次習特會是不是取得了基本的協定，需要至少一周、一個月甚至三個月後方可判斷。注意是「基本協定」，並非諸如「中國從美國進口多少黃豆、多少醫療器械」此類小協議。
習特二人會面後中美達成的結果，可謂兩國當下能達到的最大協議，也即貿易戰「暫停一半」。什麼叫「暫停一半」？就是一方面，中美「無限期暫停」對互相進口產品加徵高關稅；另一方面，即美國對華高技術發展和高技術貿易的封鎖限制變得愈發嚴厲廣泛，這在很長時間裏都不可能改變。
中美關係目前的癥結究竟是什麼？
時殷弘：特朗普要求過於嚴苛。第一，中國政府必須停止所謂的「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第二，中國政府必須停止強迫在華美資轉讓技術；第三，中國政府必須停止給予中國國企種種特惠，特別是像石油等行業的國有大公司，必須停止對其發放巨量補貼。
中國本來準備做的讓步、可以許諾的讓步，特朗普認為不可接受——11月1日習近平與特朗普通話後，副總理劉鶴也與美國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通了電話，沒過幾天中國就向美國提交了一份包含142項內容的「優惠清單」，但特朗普一再表示對這份清單不滿意，沒有涉及他的核心要求。
時殷弘：事實上，中國已做了能夠做出的實質讓步。從貿易戰正式開打，到11月1日的習特通話之前，中方的態度是可以恢復貿易談判，但美國必須平等待我，且要講誠信，但美國都沒有做到。可是，中國仍然願意談判，還安排了首腦通話，這是第一種讓步。
第二種讓步是，中國的態度一直是先恢復談判，才能談出相互之間怎麼讓步，但在習特通話、劉鶴與姆努欽通話之後沒幾天，中國就提出142項「優惠清單」，這已經是「空前讓步」了，但特朗普認為不可接受。當然，中國政府接下來或許會調整發展模式、產業政策。但是特朗普要強迫中國簽訂「城下之盟」（forced agreement），從目前來看，可能性並不大。
Hormats：多年來，美國認為中國加入國際經濟秩序會引發中國的內部改變，在經濟上能變成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導向社會，在社會制度方面也會變得與西方國家更接近。
但現在，美國人發現這個想法太過天真。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會讓中國在制度上靠近西方，相反，中國始終堅持保持自己的中國特色。
針對目前中美之間的問題，我認為關鍵之處是美國不能用冷戰思維看待中國，甚至遏制中國，因為美國無法壓制中國的發展。就觀察所得，中國在面對壓力的情況下依然會以較快速度發展。美國需要找到一種全新的方式與中國相處。儘管特朗普說，「貿易戰很容易勝利」，然而回顧歷史我們都知道，貿易戰不可能有贏家。
王建偉：不必迴避的一點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特殊待遇。但隨着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很多美國人認為不能繼續這樣下去，因為經濟實力的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當初中國國內討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有反對聲音認為加入WTO將摧毀中國的市場和工業。但事實證明，加入WTO對中國的發展有好處，這些反對聲音有些過慮。現在的情況有點類似，中國在經濟上的做法有很多方面也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
姑且不論過去誰佔誰的便宜，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不加以改革，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很難長期維持。這樣其實能倒逼中國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若想改變目前的困局，中美雙方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
王建偉：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要注意內政對外交的影響。中國愈來愈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應為其他國家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西方則解讀成中國要取代美國。主觀上說，中國當然沒有這樣的企圖，也再三否認。但還是引起了美國的焦慮，這也是兩國關係下滑的基本原因。
改革開放之初，西方世界很歡迎中國國內改革開放，所以願意在很多方面給中國特殊待遇。但是現在，中國內政對外交的加分作用已不像過去那般明顯，甚至起了反作用。
王建偉：其實，這裏有一個兩難的問題，中國需要在宣傳方面對內提振信心，從國內治理的角度也有這樣的需要。但其對內提振信心的方式，卻在國際上引起了焦慮。中國發展到現在的經濟體量，需要開始考慮內政的外溢效應。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該保持平常的心態，中國不會走國強必霸的老路，中國也沒有必要這樣做。現在中國基本上已經很強大了，所以在宣傳上沒有必要過度強調。強大的時候表現平凡的一面，才能讓國際社會更容易在心理上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所以，如何把握國內國外兩個大局，使其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抵消，便顯得非常關鍵。
Hormats：我認為中美主要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三方面：一是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應該進行持續性的工作組級別會議，商談具體問題如何解決。不是要求中國在法律體系上妥協，而是增加透明度；二是關於彼此貿易投資的問題，中美兩大國一定要避免保護主義；三是中美兩國需要各層級的交流互動，包括前政府官員的對話與溝通、各省州長、市長層級的交流，這些都有助加強相互理解。
以我的觀察，在美國，哪怕是對中國看法最負面的美國人，他們也沒有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中國。換句話說，這些負面的看法並非是將中國當成蘇聯。美國人長期以來堅持認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帶來繁榮發展，但中國政府在某些方面（例如應急、救災等）表現出了比美國政府更優秀的一面，這在很大程度上衝擊着美國人的認知，需要花時間去消化。我不認為這是意識形態分歧，這僅僅是兩國關於何種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爭論。
上文刊載於第14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3日）《中美專家齊談貿易戰 最好結果「半暫停」 北京需表現更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