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黑箱：日本之耻】日本MeToo第一人親筆道遭遇
在中文版《黑箱：日本之耻》的封面上，黑色背景中的伊藤詩織顯得很冷靜，精緻的面容，端莊的五官，兩隻眼睛直視着讀者，似乎想把人看穿，抑或是想告訴讀者些什麼。「Black Box」兩個單詞像標籤一樣，覆蓋在她的臉上，彷彿多了一層迷霧。可是，當讀完這本書時才明白，這層迷霧背後的困惑與反思。作為日本首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遭性侵的女性，伊藤詩織把自己被性侵後所經歷的一切寫下來。而這位自由記者控告的對象是另一位知名記者山口敬之。撰文：梁辰
字裏行間，筆者無不感到冷靜背後的絕望、無助。從整個控告過程來看，站在詩織對立面的，不僅僅是權力高位的性侵者，有時是漏洞百出的機構體制，甚至是國家文化。且讓我們先了解事件經過。
難忘屈辱回憶
2015年4月的一天，伊藤詩織在疼痛中醒來，頭昏昏沉沉，卻發現自己被渾身赤裸的山口敬之壓着，她陷入驚恐：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天晚上，他們到壽司店聊簽證的事，但不知為何，壽司遲遲不上，喝了一點日本酒的詩織突然感覺身體特別難受，只記得自己去了洗手間，把頭伏在水箱上，人事不知。再次恢復意識就到了疼痛的那一幕。想趕快離開酒店的詩織，再次被山口拽倒，她拼命反抗，奈何力量懸殊，又一次被強暴了。「我漸漸變得無法呼吸。幾乎要窒息的一瞬間想到的是：『我要被殺掉了。』」
閱讀到這裏，筆者控制不住地從詩織的語言中想像當時的畫面，一股屈辱和恐懼也湧上腦海。最讓人氣憤的是，結束後，山口居然跟她說，「你合格了。」然而，這件事在山口那邊卻有完全不同的版本，後來在一檔政論節目上，山口公開討論，「她真的很敢喝啊」，他辯稱為雙方你情我願，但詩織事後反悔。
詩織在書中寫道：「在成為強姦受害者之前，我並不理解性犯罪究竟有多麼暴力。即使腦中以為自己知曉，實際上，對這種行為具有怎樣的破壞力，並沒什麼概念。有什麼東西，被激烈地毀壞了。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在別人眼裏看來，我或許沒什麼太大的改變。然而，我確確實實不再是昨日的我了。」
求職過程或者職場中遭遇性侵或性騷擾，並不止詩織。在2017年10月，荷里活金牌監製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事件後，數以百萬的人加入#MeToo行動。在此前並不是沒有性侵和性騷擾，而是強烈的屈辱感和社會現實環境讓受害者三緘其口。
詩織曾經想過默默嚥下這口氣，因為一旦報警，要控告的人是位於權力高位的山口敬之，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家，在警察局有大量人脈，而詩織若想以後在日本新聞界繼續工作，則難上加難，雙方權力關係實在太過懸殊。山口在後續的聯繫中，從未為此事道過歉。
詩織案例的背後，是性別視角下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在性別角色中，社會鼓勵男性具有攻擊性，更加強勢，而女性則被規訓有依附性、軟弱。尤其曾經一度盛行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和社會性別建構下，男性所處地位總體上是高於女性的。也就是說，男性管理者佔比遠高於女性，自然擁有的資源也多於女性，有時一些機構要求女性管理者佔一定比例，但實際上選出來的也是符合男性價值觀的女性管理者。在各行各業中，男性佔據主導位置。而性侵和性騷擾通常是權力關係中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行為。詩織一方面有着屈辱感，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工作，陷入糾結。
猶如二次強姦
回到住所，詩織第一件事是脫下衣服，把衣服扔進洗衣機清洗，「把這一天所經歷的痕迹，全部沖刷乾淨……有種想把自己身體脫下來丟掉的衝動。」詩織寫道。她去了最近的婦科診所，卻被告之沒有預約的情況下無法接受診療，極力懇求下才獲得一些事後避孕藥。她也嘗試過在網上找一家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非營利性機構，打電話過去，對方卻要求面談，否則無法提供任何資訊。
日本是一個性開放的國家，漫畫、影片、風俗區都很出名。但對於性教育，曾經態度非常曖昧。有專家曾指出，日本的性教育多是通過「保健體育課程」去教授，但總是重視體育多過重視保健。而性教育重要的一環是，如何防範性侵以及遭遇性侵後如何求助。很明顯，詩織洗掉了一些證據，但千萬不要因此指摘詩織，被性侵後，很難保持鎮定冷靜思考，而社會機制也沒有提供有效幫助。
遭遇性侵五天後，鼓起勇氣的詩織前往原宿警署。她首先請求找女警官，但不果，被迫把受辱的過程對着刑事課的男警員再講了一次。因為整個日本女性警官比例只有8%。再過兩日，詩織又得面對新的警員講述一遍，對方聽完後竟說：「這種事情太常見了，立案調查有難度啊。」
而最讓詩織難受的，是還原案發過程。她被安排在高輪警署頂樓的柔道場進行，上面鋪滿藍色的墊子，還有汗臭味。真人大小的玩偶被當作物件壓在詩織身上，警員邊擺弄邊詢問：「是這種感覺？」一邊用閃光燈拍照。甚至有警員問她：「你是處女嗎？」「回憶讓我暈眩和惡心。」詩織在BBC紀錄片中說道。
讀到這裏，筆者覺得很不能理解，這難道不是「二次強姦」嗎？如果性侵受害者報案時，事先知道要經過這樣的過程，又有多少人能鼓足勇氣呢？書中透露，聯合國藥物犯罪調查局在2013年公布的資料中，各國每十萬人口當中強姦案的宗數，排名第一位的瑞典是日本的58倍。但並不意味着日本比瑞典更安全。在詩織看來，瑞典具備讓受害者勇於報警的法律和社會環境，其女性警員比例將近三分之一。
毅然公開身份
詩織還在書中披露了大量警方曖昧行為、不科學的情況。更吊詭的是，在進行案件調查到頒發逮捕令，準備在成田機場逮捕山口敬之時，負責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檢察官突然全部被調離，並取消逮捕行動。之後，案件交付給新的警官，又展開新一輪調查。調查進行一年後，2016年7月22日，日本警方宣布，此案因證據不足而不予起訴。事件進入「黑箱」。
詩織沒打算就此停住腳步。2017年5月，她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事件，同時宣布已向檢方的審查機構提交覆議申告書，因此，成為日本首位以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但這一步意味着需要極大勇氣，一旦公開，「性侵受害者」這個標籤會伴隨她一生。更重要的是，在日本，還沒有一個女性這樣做過。千葉大學法學教授後藤弘子在接受BBC採訪分析日本社會時說道，「人們認為針對女性的暴力並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常說『忘記吧』，並表現得彷彿沒事發生過。 」
事後，詩織反思，對於本有機會成為自己上司的山口，她一直用敬語。或許日語根本不存在女性面對比自己年長位高的男性時，可以使用平等抗議性語句。甚至，「拒絕就是同意。」後藤弘子在採訪中這樣分析日本文化。印象最深的是，當詩織談起她的經歷時，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日本女性不會講述這麼羞恥的事，伊藤詩織不是日本人。 」
背後文化更可怕
人都是被自己所處的環境所滋養長大的。在表達「拒絕」就是非女性化、從小被教育不能如此表達的環境裏，女性如何自立自由表達？而男性又怎麼學會尊重女性呢？值得探討。詩織其實成長環境和其他日本女性不同，她從高中起就在美國念書，並以當記者來增加閱歷，非常獨立。在處理這樣的問題時，都如此艱難，又何况其他日本女性。
而當詩織公開後，很快又會受到旁觀者「完美受害者」理論的侵犯，不斷被譴責「你為什麼喝酒，為什麼穿裙子，這是一種勾引」，這樣的理論長期存在，但是，受害者又做錯什麼呢？在一次展覽中，展示了性侵受害者當天穿了什麼，長衫、褲子、裙子都有。性的暴力有時並不只是來自性侵者，而是由整個社會完成，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加害者。
2017年9月22日，檢察審查會對本案作出不予起訴判定，而最終結論為檢察官也對此案的判定正確無誤。2019年4月，山口敬之對詩織反訴侵犯其名譽權。長路漫漫。
說實話，本書很短小，但社會價值遠遠大於文學價值。同樣作為一名亞洲女性，在閱讀時，對詩織的遭遇深有體會，也許，在那一刻，我就是伊藤詩織，自省自己所處的文化、社會，以及自己本身，然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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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書評《性侵受害者親筆道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