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dcast｜「耳朵經濟」再崛起 兩岸三地播客覓生機
新冠疫症大流行，經濟活動近乎冰封，依賴其他商業機構投放廣告的媒體因而收入銳減，不少要裁員減薪。然而，行業當中出現了逆市奇葩—播客（podcast）。熬過年初逆風後，播客主持忙着籌備節目、聯繫聽眾，播客平台則努力改善技術，吸引優質節目進駐，洽談廣告和生意。在發展蓬勃的內地和台灣，主持楊一和黃豪平都珍惜播客上的言論自由空間，香港也有如黃榮錕這般因疫情而成為播客主，令播客圈逐漸活躍。內地播客商業化和專業化的經驗，相信值得其他地方參考。
註：播客泛指可供下載或串流至電子裝置的聲音節目。音像直播、有聲書和知識付費節目儘管同以聲音傳送，但一般不會歸入播客類。
內地播客初創公司JustPod共同創辦人楊一是內地文化訪談節目《忽左忽右》的播客主持之一，全職投入播客事業的他，在過往訪問中曾強調「賺錢要有態度」，要傾注心力製作節目，不是「玩票」。簡單來說，就是把播客從「用戶生產內容」（UGC）轉化為「專業生產內容」（PGC）。事實上，美國播客能在商業上取得成功，與PGC有莫大關係。相比UGC播客，PGC更能獲聽眾的尊重，有助累積主持的名氣，亦能更精準地鎖定目標聽眾群，從而有助節目成功變現，給商家看到商業價值。
內地網民習慣付費 楊一：播客言論空間較大
內地的播客氣氛得以活躍，有賴於音像平台早早冒起，以及網民習慣為非歌曲音像產品付費，媒體人的參與更促進內地播客專業化。
內地不少音像平台在美國《Serial》揚名之前已經成立，例如蜻蜓在2011年運作，荔枝和喜馬拉雅在2013年運作。它們不是一開始就針對播客市場，譬如蜻蜓能連接廣播電台直播，也有語音直播和語音聊天室功能。令這些平台出名的是有聲書、知識付費節目和主播直播。羅振宇的脫口秀《邏輯思維》一度是知識付費節目的領頭羊，在喜馬拉雅上曾累積逾四億播放量。相較之下，荔枝更着重UGC、語音直播，知識付費節目較少。
隨着這些平台的崛起，內地網民透過聲音充實知識、滿足心靈，樂意花錢訂閱節目、打賞主播，讓平台、網民、文化企業在這個龐大的知識產權和粉絲經濟市場裏淘金。數年下來，內地逐漸培養出網民在語音產品上消費的習慣，然後迎來了一批新聞和文化界人士，他們在西方播客風漸盛時把其帶到內地，楊一是其中一位。他在2018年成立JustPod前，在上海傳媒集團「第一財經」做了八年編輯，其拍檔程衍樑創業前為文化記者。曾任駐華外媒記者的寇愛哲亦在2017年開播廣受內地聽眾歡迎的播客節目《故事FM》。港人熟悉的文化人梁文道跟團隊「看理想」亦在2017年推出首個播客節目，翌年他更親自主持開播文化類節目《八分》。
楊一解釋，新聞和文化界人士愛傳播，願意在不同平台表達觀點，過去他們活躍於微博、微信公眾號，但現在微博已被娛樂明星佔據，反觀播客空間較大，更能發揮他們擅長構思內容重點的優勢，有助推出更優質的節目。隨着優質節目湧現，吸引了愈來愈多聽眾，播客生態圈漸見成形。現在他主理的《忽左忽右》每周播放，題目多跟文化歷史相關，每集有40萬聽眾。楊一和另外兩位同好在今年初更辦了第一屆PodFest China線下聚會，在現實世界凝聚身份，互相交流。
外人在了解內地播客圈子時，總有一個疑問：會否擔心觸碰言論紅線？楊一坦言審查一定存在，而他與拍檔選題時不會刻意觸碰政治敏感的部份，這一方面是汲取了以往在微博的經驗，另一方面是為了播客能更健康發展。他認為，現在的播客言論空間比微博、微信大，只是因為言論「不火」、播客主和嘉賓知名度太低，「如果知名度高起來，我不相信現有技術做不到對音頻的審查。」不談政治不代表節目馬虎：「我們也沒有在嘻嘻哈哈，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在訪問中，楊一更在意知識付費節目抑壓播客圈子。雖說知識付費節目為播客帶來聽眾，壯大了音像平台，但他同時擔心商業機構不會區分兩者，依舊把廣告宣傳的錢投放在知識付費範疇，忽略了播客。繼續閱讀：Podcast｜兩岸播客開花 香港可學到什麼？
上文節錄自第23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5日）《「耳朵經濟」再崛起 兩岸三地播客覓生機》。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