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變好還是變壞？ 教育界爭議不斷的一年
2020年對香港人來說無疑是變化很大的一年，教育界是其中一個面對巨大轉變的界別。疫情迫使學校經歷長時間的停課，隨後被迫接受與疫症共存的現實，改變授課模式，令人一時之間無所適從。
更震撼的衝擊由反修例風波延燒而來，隨着中央明確要求特區正視教育領域的問題，香港教育官員高調談「大是大非」，行動上也不敢含糊，先是因有題目涉嫌美化日本侵華而破天荒取消文憑試歷史科試題，繼而對兩名被指專業失德的教師「釘牌」，到了年底更向多年來處於風頭浪尖的通識科開刀，推動課程改革。
高壓的政治氣氛讓許多人喘不過氣來。教育無疑成為中央對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正本清源的重要領域，疲累過後，如何適應這個新常態，是萬千為人師者無法迴避的考卷。
教育界過去一年爭議之激烈，從教協與教聯會這兩個政見各異的教師組織之間你來我往的交鋒可見一斑，雙方就何謂教師專業各執一詞，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與教育界前立法會議員兼教協副會長葉建源更一度在報章隔空筆戰，就誰在教育界「製造恐慌與白色恐怖」反唇相譏。
教協另一副會長田方澤用「動盪、不安」來形容過去一年。他認為，由年初停課到年尾通識科大改，一連串事件令大家疲於奔命。而很多改動往往缺乏專業判斷、欠缺深思熟慮，甚至跳過所有程序。他聲言，這種動盪局面令人才對教育界心灰意冷，不少同工考慮轉行，新入也不敢入行。
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則形容這一年充滿「變」字，當中有好有壞。變好的是針對教師的懲處會提升社會對教師專業的認可，亦能將正確的知識和價值傳授給下一代；而改動中帶來不少新的想法，並且讓人明白課程、教學內容，以及政府支援上不足的地方。另一邊廂，教師必須處理更多情緒問題，包括來自學生及自身的情緒。這令教師要承受更多壓力。
「停課不停學」揭政府不足
田方澤與穆家駿同為中學教師， 2020年在教學路上有着相似經歷。年初，受疫情影響，特區政府「臨急抱佛腳」，推出「停課不停學」，結果暴露政府一直以來從未好好發展「網上學習」的問題，既沒有相應配套支援教師，也沒有考慮貧富懸殊形成的知識鴻溝問題。
穆家駿認為特區政府空有口號，但如何「停課不停學」、如何實現網上學習，以至各校如何落實政策，都看不到政府有實際的支援，亦缺乏應有的配套和指引，就算有指引，也不清晰。停課也好，復課也好，官方都只是下一道命令，讓學校自行決定後續事宜，當中並沒有細緻思考會出現的問題。穆家駿表示，這些配套和支援根本不應等到停課才準備，而是要未雨綢繆、與時並進，提供更多平台和教學資訊，幫助學生學習。
「很多學校會自行找資源，或者找校友捐贈數據卡。」在缺乏政府的支援下，田方澤表示只能靠民間張羅，而直播教學也是學校之間互相仿傚、師生之間互相摸索出來的方法。起初不少教師對資訊科技的掌握並不足夠，學生家中的環境也未必能夠應付網上學習，很多時候都是師生自己處理。不過，田方澤認為這不完全是政府的責任，畢竟今年對於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艱難的挑戰。
破天荒取消試題惹非議
教與育，一邊是知識的灌輸，另一邊是價值觀與品德塑造。在「教」方面，疫情雖然迫使老師們在教學方式上謀求改變，但只要資源上能夠配合，其實不難找到解決方法。
然而，在「育」的層面，問題就複雜得多。近年香港社會運動頻仍，誰該為年輕人思想激進化負上責任，成為爭議不休的話題，肩負「育人」重擔的教師更是腹背受敵。田方澤與穆家駿均任教在社會風波中屢成箭靶的通識科。過去一年，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無疑有更多機會去思考這個學科，乃至教育本身的意義。
5月底，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涉及中日關係的試題因惹起爭議而被取消。對於試題本身潛在的其中一個答案選項—「日本侵華利多於弊」，恐怕沒有多少人視為正當，但由於試題「目標」是測試考生的「批判思維」，加上考評局沒有依循既定檢討程序，局方貿然取消試題的做法，引起非議。田方澤直言，這是一件比較嚴重的政治干預事件，他認為最震撼的地方有二點：第一，歷史是可以討論的，近十幾二十年都有「翻案風」存在，對於一些過去已有的歷史定案、人物都可以重新評價；其次，考完試才取消試題是罔顧考生的利益，有考生在這條題目上作答了六頁紙，但最後將考生最擅長、最用心答的題目取消，這個決定令整個考評制度的公平性一夕間崩壞。
穆家駿認同這次事件對考生不公平，但他直言，歸根究柢是出卷制度上出現問題，並質問：為何未能在考試前阻截這些有問題的試卷，最終令考生受到影響？在出卷保密機制下，穆家駿建議當局需要有一個審核機制，確保試題妥善無誤。他又強調，並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評論利與弊、可以做價值判斷。如果想考核學生對該段歷史的認識，可以採用其他題型，例如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就是一個客觀評述。
政治與教育真有矛盾？
這場歷史科試題爭議，恍如政府針對通識科大動手術的前奏。通識科的失當多年來屢被歸咎為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主因，政府在今年大刀闊斧改革，包括改名、重整及刪減一半課程內容、修改評分準則、提供往內地考察機會等。田方澤將這次改革稱之為「殺科」。他認為通識科的原意就是期望學生在掌握不同觀點後，能得出自己的結論。當初之所以設立通識科，也是將之視為一個契機，讓學生關心社會、面向世界。他認同《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同時認為新科目如果只加入片面的觀點，例如人大有權力釋法，而對當中的爭議、反對觀點隻字不提的話，就會變成政治灌輸，違背通識教育的原意。
田方澤擔心，刪減一半課時及將評級模式轉為「及格」和「不及格」，可能會減少學生對通識科的重視程度，和當初推動通識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馳。
穆家駿不同意刪減課程是「矮化」通識科，認為若是「矮化」的話，就不會把《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等這麼重要的課程放入其中。他強調，通識科之所改革，並不是因為教導了學生錯誤的觀念，而是要追本溯源，回到設立通識科的初衷，平衡每個單元應有的內容。
上文刊登於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8日）《教育界爭議不斷 動盪過後走向何方》。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