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專欄｜知識壟斷資本主義淺釋
香港回歸廿五周年，剛好是《基本法》提出年限的一半。根據《基本法》第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什麼不變？
到底香港實施的是什麼「資本主義制度」呢？回歸前後又有沒有什麼分別呢？從歷史分期來說，我們可大致區分十九世紀的「原始資本主義」階段，和廿世紀打後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從生產模式來說，亦可大致分為製造業主導的「工業資本主義」，和服務業主導的「後工業資本主義」。踏入1990年代之際，香港已具備相當成熟的「壟斷-後工業」特質，這應是毫無疑問的。
然則，到了1997年回歸之後呢？可以肯定，香港雖在金融風暴中遭受重創，但由「金融─地產」主導的經濟結構不但沒有被動搖，反而變本加厲。根據根據《基本法》第10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以至即使到了經濟反彈、庫房水浸之際，特區政府仍不斷採取「順周期預算」（pro-cycle budgeting），大開水喉以避免積累過多盈餘。再加上美國熱錢不斷湧入，結果自然是樓市過熱，經濟泡沫膨漲。
該如何為資本尋找出路？套用內地的說法，則是如何消化過剩的產能？事實是無論內地和香港，近年均積極轉向創科產業，為經濟尋求新的發展路向，避免資金積壓在傳統低效產業上。不過，面對美國要力保創科的領先優勢，內地遂迎來中美貿易戰的反撲；至於香港面對的困境則比較簡單：無論政府、主要壟斷資本和學界，均不知創科產業為何物。
國際層面的巨變
回顧過去的廿五年，細看恒生指數成分股的名單便會發現，除了中國移動、聯通、騰訊、聯想等原有創科巨頭外，近年又已陸續加入了阿里巴巴、小米、美團、京東和網易等科網股，以及一些醫藥、汽車等類別的企業，足與傳統的金融、地產和公用股分庭抗禮。這和蘋果、Amazon、Google、Facebook和微軟等在美國佔據的市場優勢，可說展現着大同小異的發展趨勢。
早在逾半個世紀之前，管理學大師Peter Drucker已提出「知識型經濟」的理念，指出知識、科技和人力資本將成為經濟競爭力的主要來源。隨着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不斷發展，創科在生產、流通和消費各環節的比重亦大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自然而然」的市場進化過程，正如我於《後就業社會：誰是創科貴族？誰的人工智能？》（2018）中曾力證，它同時涉及國家機器在背後的大力推動，特別是在知識產權體制上的大力支持。
阿根廷經濟學者Cecilia Rikap等在《The Digital Innovation Race: Conceptualizing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2021）一書中指出，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貿易出現了根本的範式轉移——傳統全球供應鏈的發展開始放緩，並讓位於創新的電子及智能服務，尤以人工智能和雲端服務的發展最為迅速。在過去短短十數年，中美科網巨頭成為金融市場的新寵兒，至2019年已佔據了全球十大市值公司的七個位置。
與美國的先行者相比，中國幾個科網巨頭既擁有近似的商業模式，亦展現出一些重要的差別——例如阿里巴巴和Amazon均屬電子商務和雲端的龍頭，但後者更多涉及直接銷售，前者則更多押注在電子支付上；百度和Google均屬主要的搜尋器，兩者同時投入大量資源發展無人車技術，但後者還兼營手機作業系統；華為和蘋果是手機市場的直接競爭者，儘管前者的檔次定位較高，並推出更多智能產品，後者則專注在5G網絡發展上；至於騰訊和Facebook，兩者皆是主要社交媒體，但前者則提供用戶付費服務（例如網絡遊戲），後者更多依靠廣告收入，並且大力投入電子支付。
正如Rikap等指出，科網巨頭之間既涉及寡頭市場的競爭，和涉及研究發展工作上的競爭，但同時亦反映了中美兩國的科技及創新策略的競賽，最終衍生出重要的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結果。自2018年起的中美貿易戰以至新冷戰，其主要矛盾亦是體現在科技戰之上——兩國均充分意識到，這對未來經濟、貿易、政治以至軍事上的優勢，均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知識壟斷的原理
然則，創科產業帶來的又是一種怎樣的生產模式？對一般人又會造成什麼重大影響？Rikap的另一新作《Capitalism, Power and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 Uncovered》（2021），可說是近年對「知識壟斷資本主義」最清晰的表述。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這主要並非指向創科市場上的寡頭壟斷，而是科網巨頭將知識和數據轉化成企業的「非物質資產」（intangible assets），並藉此創造出巨大的「壟斷租值」（monopoly rent）。
箇中的關鍵步驟，在於將知識和數據「據為己有」——這就好比傳統產業中的某些商業秘笈或獨門秘方，只要成功研發出來，便能夠對市場施以全面操控，將所有競爭對手排除在外——但創科巨頭擁有的，並非單一秘笈或秘方，而是藉著在融資市場上的優勢，大量投放資金在內部、外判或併購的研發工作上，開發源源不絕、成千上萬的嶄新秘方！
創科巨頭擁有另一項最主要的利器，就是來自政府在知識產權上的制度保障。正如下表羅列的七大市值公司，其在研發投放資金達數十至數百億元，換來的是單在2019年，它們合共便取得了接近三萬項註冊專利。大量非物質資產均可直接換來金錢收益，收益則進一步投放在研發工作上，周而復始，生生不息。這個良性循環一旦啟動起來，創科巨頭便有力取得壟斷性的市場優勢。
本土層面的巨變
當然不是所有企業均參與創科研發，但隨着資訊、智能科技和非物質經濟活動愈趨重要，或遲或早，所有企業將必感受到知識壟斷的威力和構成的競爭壓力。此等新生的「知識壟斷霸權」，正好和我們熟悉的「地產霸權」如出一轍，它們必定會廣泛覆蓋工商百業，並藉市場優勢向一切企業苛索壟斷租值——分別只在於：一方霸佔的是物質性的土地和空間，另一方則霸佔非物質性的知識和數據而已。
假如創科巨頭位於「知識壟斷霸權」金字塔的頂端，則拾級而下將是不同等級的其他企業——佔據較高位置的，將是從事物質生產的創科或非創科企業，它們將直接夥拍、並受惠於創科巨頭的領導，在知識壟斷的大趨勢中分一杯羹；等而下之，則是無法追上形勢的其他企業，它們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將漸次削弱，業務潛力和盈利空間亦不斷下降——簡單如以電子商務為例，參與遊戲的縱使面對劇烈競爭，但起碼仍有一絲進步提升的機會；不參與遊戲的則將面臨市場萎縮，不斷滑落至金字塔的下層。
如前所述，這絕非「自然而然」的市場進化過程。無論在內地或香港，均有賴政府在背後的大力推動。具體來說，即自今屆治港班子2017年登場後，便大力投放公帑在支持創科產業上。但從早期的河套科技園到最後的北部都會區，皆仍一貫以發展地產和新市鎮的思維模式進行，彷彿撥了地、起了基建便等同推動了創科。
當然，我們亦絕不能排除，以發展傳統地產思維來推動創科，結果仍很可能拖創科的後腿。首先，和回歸初期的數碼港計劃一樣，創科最終仍有可能變身回地產項目，因為畢竟人們對短期暴利的土地壟斷租值，仍然趨之若鶩。此外，推動創科的重點在人力資本的轉化，但治港班子仍停留在傳統思維，把著眼點放在「安居樂業」的物質環境上，無視創科策略、創投和初創企業所需的產業環境——治港班子常說重視人才，卻總往往成為驅趕人才北上大灣區發展的原因之一。
因此——同是按照治港班子的邏輯——推動創科便不能單靠香港本身，必須背靠祖國雄厚的研發實力，支持香港充當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職能，服從於國家創科策略的統一領導。以林鄭月娥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為例，具體策略便只能是：「融入國家、大灣區發展大局，進一步推動人才、資金、物資、信息等科研要素流動，貢獻『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
數據壟斷的詭譎
然而，正如Rikap進一步指出，知識壟斷既是源自創科巨頭的研發投資，但同時亦涉及對傳統產業知識的掠奪——長期以來，工商百業均已累積大量的專門知識和商業秘笈，現時創科巨頭則通過凌駕性的市場地位，將原來業內共享的商業智慧和經驗，擄取並轉化成數據化和程式化的知識，並調頭賣回給工商百業——例如香港位處全球供應鏈的核心位置，強項正是對地區以至全球貿易訊息的掌握，現時則只能被動地追隨電子商務的新範式——不少傳統上佔有重要席位的工商股，亦難免要退下藍籌的火線。
由此看來，創科巨頭不但壟斷知識，還在壟斷人所共知的大數據。而創新研發的主要目的，則是將原來業界共享的大數據，轉化成私有化的非物質資產。尤其是當代人工智能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正是通過搜集無數用戶的各種數據，從中尋找出其思維和決策的規律，以作為運算推論的依據。說穿了，其實人工智能並不單獨存在，它只是擄取和轉化人腦智能的產物。
因此，正如Eric A. Posner和E. Glen Weyl在《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 2018）提倡的，人工智能取代受薪工作之際，資訊科技企業取用個人數據時，應向數據擁有者支付相應費用。如此當工作崗位數目縮減之餘，仍能提供一定的薪支回報，令科技發展的成果更公平分配。
由創科企業支付擄取數據費用的建議，恰巧亦和我近期探討「數據產權」（data ownership）的概念不謀而合（註）。兩者同樣將數據視作重要的「共同資產」（common property），並建議以此為基礎分配帶來的經濟效益。在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今天，這些看似繁複的市場機制設計，從技術層面來說難度皆並不高。如何實現的問題並不大，能否進行實驗才是問題。
註：參閱〈從《IT狗》、科技城到數據產權〉、〈優先發揮創科的使用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