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新聞處已故總新聞主任謝銘先生曾私下對我說：「我可以隨時拿起電話，指示香港《某某日報》老總，明天頭版頭條新聞要寫什麼，標題怎樣寫，然後叫他重複標題字眼，確實無誤，我才放行。第二天該報頭版標題一字不差就是我叫他默下的內容。」我清晰記得謝銘先生當時的神情，笑咪咪的雙眼，和藹可親，抽着香煙，每次噴煙就都親切地向我面上噴來。「總新聞主任」的職位說低不低，在非署長級之中是頂點；說高不高，還未到署長級。謝銘先生專業、拼搏、經驗老到，但他可以叫該份香港數一數二的大報老總默書，卻非他個人呼風喚雨的能力，而是港英時代新聞處的威風。

港英時代當過新聞處處長的包括其後在香港權傾一時的霍德爵士。霍德在英國一直在英國軍部工作，1967年反英抗暴時他被派來港為港英政府進行心理戰，然後獲升為政府新聞處處長，其後在官場一直扶搖直上，成為當時等於政務司司長的「布政司」。當時華人新聞處官員負責中文報紙，而英文報章則由霍德親自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要看清港英政府的施政取向，只需每天閱讀英文《南華早報》，因為霍德是透過《南華早報》對全港的輿論界作議題設定。

於是不論是中文媒體或英文媒體，港英政府都可以透過新聞處和他們合作無間，並且透過操控輿情，進而操控民情。新聞處在霍德的軍事情治背景領導之下，每周編寫詳盡的《壓力團體活動報告》，加上民政司署在地區收集的民情，與及警方政治部收集的情報，構成了對本港內部政治勢力的全盤掌握，讓施政得心應手。

在國際公共關係層面，那時的新聞處經常邀請英美主流媒體和政客，包括國會議員等，來港就不同範疇實地參觀採訪，頭等機票加五星級酒店一應俱備，而這些政客和媒體回去後作出的報道，也總是小罵大幫忙。香港官員外訪方面，英美日等西方國家（這裏說是政治抱團上的西方，而非地理上的西方）亦大開方便之門，凡有香港官員來訪，都會提供適當的平台讓他們發表意見。於是在國際層面，英治時期的新聞處亦是如魚得水。

今天的新聞處，和港英時代新聞處相比，在治港方面的作用大為遜色。但因為政治形勢截然不同，以港英時代的新聞處和香港回歸祖國之後的新聞處相比，並不公平。港英時代的香港，被西方陣營視為自己的外圍成員；雖非核心成員，但總是自己人，故此西方媒體不會蓄意描黑英國管治下的香港，間中稍對香港批評的，也只是居高臨下，以白人的優越心態，批評香港這塊殖民地的不足。

英國殖民地曾經佔全球四分之一土地和四分之一人口，英國對殖民地管治的經驗豐富，要達至有效管治的所有控制點，英國都盡在掌握，把香港人管治得貼貼服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英方開始部署，把所有控制點全部民主化。例如英治期間的醫務委員會，有兩名英軍的軍醫為當然委員，其餘香港委員誰敢不看他倆的面色。回歸前，英國把這些用來實現掌控的關鍵位置，下放為由醫療界民選產生，以免回歸後順理成章落入解放軍軍醫手中。這類例子遍及整個管治制度。於是回歸後，英治時的所有控制點，都變為民權點，讓英國部署的西方影響力在香港盤根錯節影響深遠，處處維護着英方價值觀和利益。故此回歸初期英國政府每半年向國會提交的香港情況報告，都相當正面，經常說一國兩制成功落實，香港自由民主得以持續等等。雖然九七香港主權回歸，但治權仍未完全回歸，到2019年黑暴爆發，香港反中亂港勢力的廣泛和囂張，令很多人提出：香港究竟是誰家天下？

其實轉折點於2018年已經發生，當年美國正式認定中國為頭號對手，對香港政策亦發生根本變化，正式承認香港為頭號對手中國的一部份，不再是「自己友」。黑暴之後的國安法和完善了的選舉制度，標誌着香港完成治權回歸的開始。從此，被西方國家控制逾80%的國際傳媒，亦全面加入對香港的輿論圍剿。這是香港政府新聞處面對的艱難局面，與英治下香港新聞處面對的局面完全不同。

黑色暴亂期間，政府新聞處和其他相關部門一樣，危機意識不足、戰略思考不足、戰鬥能力不足，於是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當中亦涉及政策局在政治原則的大問題上搖擺不定，教育局便是一個例子。通識科對學生荼毒深遠，黑暴期間，不少傳媒和評論員（包括筆者在內）都不斷追問教育局，在逾百名被捕教員之中有多少名是通識科教員。這只是涉及一個整體數字，絕對不涉及私隱、絕對不涉及學校名稱；而且這方面的報道，有助對這項重要教育議題的分析，亦有助教育局抵禦亂港教員的壓力，但教育局及教育局的新聞組卻在三番四次追問一個整體數字之下，竟然一律拒絕回答，在政府部門新聞組中表現最差。

除了這個別例子，新聞處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新聞組還是專業的，而且自去年年中開始，便經常主動出擊，對西方主流媒體描黑香港的歪曲報道，作出強而有力的澄清。李家超在作為政務司司長時，亦多次在國際主流媒體駁斥描黑香港的扭曲報道。輿論戰是以美英等西方集團對中國展開的綜合戰之中最重要的一環，政府新聞處有能力、有資源、有經驗首先說好香港故事，然後助力國家打好國際輿論戰。

楊志剛
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 現任職智庫。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