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忍政策「離地」脫節 青年參政能否改變社會？
特首林鄭月娥在選舉期間多次強調相當「重視年青人聲音」，鼓勵年青人與她共議政事。
70歲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亦同意政府應該廣納青年人，以補救老一代的盲點。
「他們最大的貢獻不是設計出全新政策，而是能反映對現實不滿的視野角度，這些都是較年老一代及既得利益者沒有的思維。」劉兆佳道。
青年人愈來愈希望能夠發聲，「星之子」陳易希和1996年八仙嶺大火傷者張潤衡，都獲上屆政府委任加入諮詢機構，他們認為自己在委員會內相對其他委員是較為「貼地」，能反映青年的意見。出任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張潤衡，稱他提供一個青年人思考框架予政府考量。
上屆政府在2015年4月成立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成員總共30人。除委任航拍機領導者大疆創新創辦人汪滔出任委員外，跟汪滔同樣畢業於科技大學的陳易希也成為委員之一。該委員會已於今年3月底結束。陳易希形容自己是委員會與業界青年的「橋樑」，特別在與創業有關的討論時，他會適時轉達正準備創業及創業中青年的訴求和意見。在他眼中的委員會，是該行業的縮影。
青年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年過35歲，前主席陳振彬接任主席時更已50多歲，一直被譏名不副實。屬「80後」的華人置業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劉鳴煒於2015年接任主席，該會仍不時被批淪為「青年撥款委員會」，對青年政策並無實際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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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培訓工作的張潤衡於2014年4月獲委任加入青委會，並於去年再獲委任續任。走入體制三年多，他這樣總結體驗：「坦白講，我們的存在不是要改變政府，而是給政府一個思考框架，在他們決策的過程中提供從青年人角度出發的意見。」
對於被批評是「撥款委員會」，張潤衡反問：「何以小看撥款工作呢？」他解釋，所有撥款都是市民一分一毫交出來的公帑，委員的責任便是將其用得其所。這些工作對大眾來說或許瑣碎甚或無用，例如舉辦交流團丶青年大使等計劃，「交流團不是交流完便算，後續有研究小組，是讓香港參考其他國家青年政策的好機會。」張潤衡表示，大至政策，小至回歸20周年紀念品及廣告的投放，青委會都參與其中。他指大政策因為有保密決定不能透露，但回歸周年慶祝活動丶每年一次的青年高峰會及一帶一路交流團等，他都有份參與討論。
曾出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的鄧日朗和孫曉嵐，也獲上屆政府納入諮詢組織。鄧出任公民教育委員會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孫則獲教育局邀請加入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鄧日朗說，委員會工作包括給予意見和審批撥款申請等，他曾就如何向青年人推廣基本法提出意見，建議可以用香港本土情懷和核心價值體現基本法，而非艱澀的條文。
青年人加入政府委員會是否花瓶，他認為委員會只是諮詢層面，自己會爭取每個機會發表意見，「花瓶還是炮手，我不强求，也不急於表現。」他認為政府應邀請敢言、無私、不是為籠絡攀爬的青年代表加入，另外現時委員會偏向建制，所以應該改為更多元化，當局應考慮邀請更多來自民間或較激進的青年入，提供更多不同意見。
特首林鄭月娥表明除中策組會聘請一批青年人之外，亦會增加各諮詢委員會內的青年比率，但比率如何仍未知道。然而，青年人走進諮詢委員會，政府究竟會真正聽他們意見，抑或只是當他們是花瓶？
政府空談吸納青年 多年未見成效
翻查政府文件，每屆特區政府均有類似建議。首任特首董建華在2000年施政報告中稱，「已要求特區政府的數百個諮詢組織，有系統地吸納更多傑出的年輕人，聽取他們的意見，並通過他們來了解更多青少年的心聲。」其後共有88名青年人獲委任為諮詢和法定組織的成員，其中58人的年齡介乎26歲至35歲，其餘的則在25歲或以下。2004年7月民政事務局對諮詢架構的研究報告更提到，青年可通過在諮詢及法定組織擔任成員而為社會作出貢獻，「是加強他們個人能力的一種方法」。但報告同時承認，當時青年在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參與程度仍然偏低，建議委任更多青年人加入，但當局沒有訂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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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特首曾蔭權表明，把諮詢委員會和法定組織「看作是公共政策的智囊機構和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並「會特別關注婦女、青年和弱勢社群人士的參與機會」。但2010年政府公布全港近400個諮詢組織中，只有25個有委任30歲以下的委員。上任特首梁振英亦稱會在諮詢架構內提高青年人的比例，但當局未有相關數據，未能與之前政府作比較。而且，政改一役後，政府與青年人的鴻溝愈拉愈闊，林鄭月娥能否找到認同政府的青年人進入「熱廚房」，特別是過往與政府曾有過「牙齒印」的一群，更成疑問。
上文節錄自第69期周報（2017年7月17日），原文題為《青年參政不能淪花瓶》，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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