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中央重塑一國兩制法理平台　泛民應與港獨切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今日（21日）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講。田飛龍指，因應後佔中時代，香港政治平衡被打破，中央正重塑一國兩制的法理平台。他強調，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可能超越《基本法》和國家主權的權威，呼籲泛民主派「先走出一步」，主動與港獨切割，並重新審視人大「八三一」決定。

田飛龍表示，習近平訪港後，中央所期待的走向和解的局面，沒有迅速打開。他指，從近日建制派和大學校園發生的事情上可以看到，回歸二十週年並沒有成為解決一國兩制內部多重衝突的樞紐性標誌，而是延續了之前既有的矛盾。

《基本法》一法各表　中央勢重塑一國兩制

他強調，香港作為自治體系，重建法治與民主間平衡的過程中，需要面對現實，看到一國兩制實踐重心，已從原來的放任「兩制」，轉變為重塑「一國」。他指，「如果香港的繁榮穩定，只是一國兩制的目標之一，必須追問一國兩制作為特別的憲制安排，背後的理性是甚麼，以及國家利益的關切是什麼。」

他形容，《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是「一法各表」，每個人都以自己心中的意願和理解，去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基本法》。他指，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現的原因，是經過多次法包括人大釋法在內的法理鬥爭博弈後，中央發現，政策文宣管道和人大釋法，不足以塑造符合立法者原意的一國兩制。故此，國家認為需要進行矯正，重建一國兩制的「法理平台」。而習近平今年的7.1講話也包含一種「法理重構」的取向。

香港司法自我調整尋求平衡

他又提到，包括議員宣誓案等多宗司法案件中，可以看到香港司法正在從抗爭者權利和國家利益之間進行自我調整，尋找一個「再平衡」。他形容，這是鞏固香港法治的一個理性策略，香港法官的司法哲學已經發生了變化。他指，香港司法與一般的普通法地區產出現生了差異，是因即便香港的司法權也是基於《基本法》，包括受到人大釋法的約束。他強調，香港司法獨立，不能超越《基本法》塑造的國家主權權威。
 

一國兩制不能損害國家利益　香港面臨「跟誰走」問題

他表示，一國兩制不是「天賦權利」，也不是國家對香港偏愛，而是基於國家利益的抉擇，一國兩制的實施，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他指，當今世界全球化的趨向，從由西方主導轉向為由中國帶領，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一國兩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1984年或1997年已大有區別。國家正在高速發展，而香港作為已經比較發達的公民社會，兩者節奏不協調，因此香港反向尋求孤立主義。但中國取代西方稱為新全球化中心的時候，香港處於香港與西方秩序邊緣，面臨精神和利益轉型的挑戰，出現了「跟誰走」的問題。

追求民主失敗　令香港政治失衡

談到港獨思潮，田飛龍認為，港獨是超越《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秩序的革命行為，不以憲法體制為前提，是要將香港脫離開香港主權秩序，重建僅由香港組成的共同體，已非自治問題，而是建國。他認為，當港人發現7.1遊行和佔中都無法達成自己所理解的民主發展目標，香港民主運動出現了「肌肉無力」，進入了更激進的場景，尋求政治目標實現，這與原本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發生了衝突。他形容，原有「中央不管」及「港獨沒有」，中央任由一國兩制框架下，建制派與泛民角力的二元平衡局面被打破。在此情況下，「國家」與「港獨」都進場，令香港政治失衡。

他認為，中央面臨最新形勢，開始採取「統戰治港」與「依法治港」雙軌制，因中央認識到，原本依賴的「統戰治港」有很大局限，既沒有法律依據，也缺乏透明度和規則確定性，與香港社會理解的權威生成方式有很大出入。中央治港方式正在轉變，長遠會進一步走向「依法治港」，但前提是重塑《基本法》上要取得進展。

八三一不可能繞過　香港社會應視作里程碑

研討會上，陳弘毅向田飛龍問到，後佔中時代，既然中央政府不會改變人大「八三一」決定，民主派又無法反過來認同「八三一」決定，似乎已看不到實施雙普選的可能性，為何民主發展仍然是需要思考的課題。田飛龍認為，問題在於缺乏對「八三一」決定的重新評估。他指，應將「八三一」看作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而非「落閘」，並不是「閉關」的程序，「如果你改變不了世界，就改變世界觀」，他建議香港社會應對「八三一」決定重新看待。

他強調，「八三一」決定衍生出的政改方案，儘管被本地立法否決，但「八三一」決定本身已經成為《基本法》法律基礎的一部分，「除非訴諸革命，否則不能繞過去。」他指，「八三一」決定下的政改方案，至少引入了全港選民，提高香港政治的問責性；其次，政改亦只是回歸以來的一次實驗，他強調，香港民主化的發展需要有智慧，因為中央擁有權威，很難妥協，而香港只是地方民主，處於整個國家的主權秩序之下，「民主派要主動消滅港獨，與港獨切割，首先港獨是傳統泛民的有力競爭對手，其次港獨越發酵，國家介入越強，普選越沒有希望。」他呼籲，「要看泛民主派能不能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這盤棋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