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公屋「三年上樓」政策白紙黑字 何時變成蟻民的FF？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周一（1月22日）以房委會主席身份出席房委會例會時，表示公屋「3年上樓」的承諾，其實是「意識形態多於實務指標」，更直言「講出嚟都沮喪」，再次引起外界有關公營房屋短缺問題的討論。
事實上，「3年上樓」是在回歸初期「八萬五」政策的其中一環，更是首任特首董建華在上任就職演辭的「亮點」，他在首份施政報告中確立這項政策，兼且有既定的政策藍圖之下所訂明的目標。只不過因為其後樓市爆煲，「八萬五」政策「冇講等於唔存在」，政府亦將房屋政策重心轉移至私人市場，忽略社會對資助房屋的需要，公屋輪候時間才彈升到如今水平，漸漸偏離3年上樓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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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首份施政報告：把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3年
要了解「3年上樓」到底是否如陳帆所指，只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而非「實務指標」，就要追溯至回歸前。當時樓市熱火潮天，私樓樓價升勢又如坐火箭，而公屋供應更是不足，平均輪候時間大約在6至7年左右，直至回歸之後，董建華在1997年施政報告中如是說：「我為特區政府訂下了三個主要目標：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8萬5千個；在10年內，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3年」。
眾所周知，董建華上述的政策，就是所謂的「八萬五」政策。而在「3年上樓」的政策目標之下，公屋輪候時間確實由1998年3月底的6.6年逐步縮減，2002年已達到3年的目標，到2003年更見2.1年。只是在樓市泡沫爆破之後，董建華爆出「八萬五」政策「冇講等於唔存在」的金句，有關政策亦出現了微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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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揚年代曾提「封頂論」
為挽救爆煲的樓市，在2002年11月，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俗稱「孫九招」的政策，包括取消定期賣地、停建居屋、終止出售公屋（租者置其屋）計劃等措施，至於未來公屋興建由「需求主導」。當時孫明揚表示仍然維持平均輪候時間不逾3年的目標，不過他亦提出「封頂論」，亦即當公屋建屋量到了一定規模，而每年遷出戶數足以滿足公屋輪候的需求，就可以將公屋數量封頂。當時此言論引起不少爭議，而孫明揚亦匆匆收回言論，但總體而言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取向大調整，就是打算通過逐步撤出資助房屋市場，間接「托高」樓價。
在「孫九招」實施初期，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一直維持在2年多的水平，甚至一度跌穿過2年。當然這由於「八萬五」時期累積的龐大公屋庫存和新落成項目要逐步消化，加上房委會連續多年收緊公屋輪候資格，又推出「公屋計分制」，限制非長者單身人士獲編配公屋的數目，將部分申請人擠出隊外。結果從統計數字上，一般申請者的輪候時間確實維持在3年之內的水平，就算到曾蔭權時代仍然未見明顯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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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特政策傾斜私人發展商
只不過「孫九招」成功托高樓價之後，置業階梯又因為長時間停建居屋而斷裂，繼續將大量市民迫向公屋輪候冊，申請數目由2005年的9.1萬宗，急升至2011年的逾15萬宗，這些問題一直積壓，終於到梁振英上任後爆發。而更致命的是，梁振英任內的房屋政策亦明顯傾向私人市場，忽略了資助房屋，例如在撥地建屋往往以確保私樓供應為先。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去年12月就表示，在2017至18年度，私人住宅土地可供興建約2.43萬個單位，遠超原先1.8萬的目標。
但結果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房屋政策「兩頭唔到岸」，私樓樓價非但沒有因潛在供應增加而下跌，反而愈升愈有，而梁振英提出十年興建28萬伙公營房屋的目標則不斷落後進度，現時的缺口仍多達4.3萬伙，樓價租金高企亦加劇了資助房屋的需求，現時公屋輪候冊宗數突破28萬，平均輪候時間達4.6年，嚴重偏離3年的政策目標，同時亦造成今日21萬人蝸居劏房，上樓無望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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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供不應求 證房策失敗
其實現時樓市已經是個「世紀級殘局」，一方面樓價破頂，無人知道何時才爆煲，但官員既不想也不敢讓樓市爆煲，以免自己淪為董建華「腳痛」下台的翻版；但另一方面樓價與租金遠超一般市民負擔能力，公營房屋供應又不足，目前在短期內可供開拓用以興建公屋的土地選項已相當有限。發展棕地、私人會所土地受制於既得利益者，政府不敢做；發展郊野公園破壞自然生態，必定會引起大爭議；填海要等待環評、工程、沉降等等，沒有三五七年也不可能動工建樓。
政府早就明白公營房屋供求失衡，就以現時28萬宗輪候個案，和暫時只能確保未來十年僅有23.7萬個公營房屋新單位供應來看，輪候公屋的市民恐怕在未來好一段時間內都要繼續等到「地老天荒」，陳帆將政府白紙黑字寫下的「3年上樓」政策目標說成是「意識形態」，可謂近乎「畫公仔畫出腸」地道出歷屆政府的房屋政策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