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曉波處於肝癌末期的消息6月26日公布於眾到7月13日去世，內地社會沒有出現大的波瀾，對政治事件最為敏感的大學也「平靜如水」。28年前的「六四」事件，以前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為導火索，今次「世界級」抗爭者劉曉波從病危到過世，內地社會的反應令人意外。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借用香港大學閻小駿副教授的《中國何以穩定　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以下簡稱《何以穩定》）的觀察，對箇中原因作出分析和解答。

《何以穩定》在對內地農村、政協、村民代表大會、統一戰線作出調查分析後將觀察的方向轉到大學，提出「中國共產黨如何維護大學校園的政治安定」的疑問。自「六四」事件後，「中國內地就再沒發生過大型的反體制學生運動」，作者的解答是：除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大學中建立的共產黨、共青團和學生工作系統，2000年後各個學校更按1:200的比例設置專職政治輔導員，這些輔導員被要求與學生住在同一個宿舍樓，「保持與大學生全天候的接觸」，此外將學生編成班級、年級、專業、學院，類似軍隊般的逐級架構。

「六四」事件後，教育部規定文科大學生四年學業中必須完成315個學時、理工科210個學時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具體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

面對劉曉波病危這樣的「突發政治事件」，「學校也會組織臨時和有針對性的政治學習」，以此穩定學生情緒、限制學生的行動力。

作者披露，自2010年起，北京大學開始試行學生學業會商制度，目標是學業困難、思想偏激等十類學生。此外，共青團中央要求各大學在「思想關結點」上給予學生以「引導」。「所謂思想關節點，就是指有可能引發對於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產生疑慮和模糊的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

另外，內地大學設置了比西方國家定義更廣泛的心理衛生監測系統，監測範圍「不僅包括臨床醫學所定義的精神問題，也包括一些行為反常、破壞秩序，或是持極為激進社會政治觀點的情況」。

《何以穩定》指出，除去「六四」這種每年一次的常規政治敏感期，「政府也意識到『觸發事件』（triggering event）在引發大規模集體行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政治敏感期額外加強控制力度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境外敵對勢力抓住某些『觸發事件』所提供的機會並賦予這些事件『象徵性的政治內涵』，從而煽起學生集體行動。」

試想，劉曉波病危的消息傳出後，內地大學生在嚴密的組織、監視系統中，經過平均每周約兩個小時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面對就業、免試讀碩士研究生等極具誘惑的獎勵，以及「不服從者」可能被列入「持激進社會政治觀點」，在就業、學業深造將遇到障礙，學生們在作者歸納總結出的「觸發事件」中必定作出謹慎判斷和選擇。

《何以穩定》的作者試圖用西方政治學理論、以「政治田野」實地調查的方式，對「六四」事件後中國長達28年的「穩定奇跡」作出接近真實的描述和歸納，得出的判斷是「政權吸納和預防式管控」（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耀基曾將港英時期香港政治體制概括為「行政吸納政治」）。閻小駿在哈佛大學的導師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更認為: 「畢竟，專制皇權治下的中國是世界史上生命力最為長久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而皇權時代的中國顯然為現代威權主義政權的韌性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參考經驗」。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