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這趟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評審團是讓《十年》的政治性綁架了專業性，那與其說是風骨的顯現，我更覺得像是垂死的哀號。正如王晶也說過，香港票房只及內地的二十五分之一，香港人出名數口精，誰願意為 1 蚊放棄 24 蚊？…夢工場背後是燒錢遊戲，當香港電影人有否開工都成問題，又有多少人能靠風骨當飯吃呢？

文：草草戈

被喻為香港「預言書」、上映以來備受爭議的電影《十年》，在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奪得「最佳電影」獎項。事後有傳媒引述林建岳以電影投資人身份說，雖然尊重評審的選擇，但不認同有關結果，更形容《十年》得獎是香港電影界的不幸。

林建岳引述了《十年》的監製蔡廉明自己亦承認了，該部電影「雖然製作上好多不足，但呢套戲證明咗香港電影有好多可能性」。林建岳認為《十年》沒有得到任何獎項提名，又不是最賣座電影，證明不具備最佳電影的質素，獲得「最佳電影」是政治綁架了專業，將電影評獎活動政治化了，對其他電影人來說不公平。

《十年》成為最佳電影後，社交網站與討論區迎來舖天蓋地的討論（俗稱「洗版」），大部份網民都是傾向支持的，許多意見認為《十年》獲獎是一種政治表態，那是香港電影人的風骨。

洗版與封殺　從虛構電影變成真實事件

然而在熱烈地彈琴同慶賀之餘，亦有人同意《十年》在本質上與最佳電影有一定距離，以戲論戲是否值得脫穎而出實在值商榷。然而電影的功能，除了以製作技巧如何表達故事外，更重要是承載了時代的印記，電影永遠脫離不了創作人身處的時代背景，亦從來都無法脫不掉政治性。如果一套電影能騎劫了某個時代，就算再拙劣也應是那時那刻的最佳電影。

從內地官媒聲討到全面封殺，《十年》已從一套單純地想像未來的「電影」，變成參與真實歷史的「事件」。虛擬的影像與現實生活交錯，如果藉此成為人們在政治上表態工具，那獎項的價值就超越了電影的本身。

但是，參詳了林建岳對《十年》的獲獎感言，我卻很同意他所說：「《十年》得獎是香港電影界的不幸。」

問題重點是：為什麼香港電影人要以此作為表態工具呢？

誠然如《十年》的監製所言，該電影在製作上確有很多不足之處，而外界更多批評是五個故事水準參差，致命傷是想像力不足、創造力薄弱。如果單純地以電影去看，這種水準的作品實在不值得獲獎，否則就如林建岳所言，那是政治綁架了專業，對其他電影人來說並不公平。

既然《十年》並不算高明，甚至被一些人貶得那麼低，為什麼卻能牽動人心呢？為什麼明明看過電影的人不算很多（票房約 600 萬），卻要勞動到內地官媒狠批後再封殺呢？為什麼內地媒體轉載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名單，連最佳電影都不敢提呢？為甚麼香港電影人要以此作為表態工具呢？

自我審查　去政治化　是香港電影的最大不幸

說到底，正是因為大家都感受到在內地的政治打壓與票房利誘下，香港電影的創作空間在這些年不斷收窄，當政治語言和想像都成為禁忌，小小的擦邊球都會被無限放大。電影都慣了「去政治化」，慣了依照某些強力部門的指引去創作，港產品不再會出現《表姐，你好嘢！》之流的作品，有的只有《賭城風雲》此等的大片 ，和諧和諧好很和諧，歌舞昇平的背後，正是《十年》獎座底下埋藏了的香港電影的不幸。

而更大的不幸就是，被某些電影人或影評人大力踩低的《十年》，近年卻沒有比它更具政治訊息的電影出現，當商業化的荷里活能產出《叛諜者》與《荷里活黑名單》等優質大片，香港卻只能有超小本經營的《十年》在掙扎，那能說不悲哀嗎？

拍電影是燒錢遊戲　電影業金剛圈愈收愈窄

如果說這趟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評審團是讓《十年》的政治性綁架了專業性，那與其說是風骨的顯現，我更覺得像是垂死的哀號。正如王晶也說過，香港票房只及內地的二十五分之一，香港人出名數口精，誰願意為 1 蚊放棄 24 蚊？

《十年》的製作費是50萬元，累積的票房是600萬，扣除所有開支不會蝕本，但絕對不會大賺。而一般電影來說，中小型的製作費再便宜都要數百萬元至上千萬元，而內地投資的電影成本則「億億聲」，夢工場背後是燒錢遊戲，當香港電影人有否開工都成問題，又有多少人能靠風骨當飯吃呢？

《十年》的監製蔡廉明在台上說：「多謝金像獎夠膽頒這個獎給我們。」「夠膽」這兩個字已包含出乎意料之感，頒獎禮過後，香港電影人頭上那頂無形的金剛圈，恐怕只會愈收愈窄，如果不是不幸，那又是什麼？如果《十年》有續集，不妨想像一下十年後的香港電影巿場，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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