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起初被律政司檢控與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惟受害人因創傷後壓力症及智力問題，無法出庭作供，最終令律政司撤銷起訴。事件引起極大反響，不少人義憤填膺，對現行法律框架未能讓犯法者繩之於法十分不滿，但亦有聲音指強制智障受害人出庭和接受盤問是強人所難。

受害人涉智障人士　普遍定罪較難

1993年，有聾啞智障女子涉嫌遭男同事性侵犯，在庭上接受盤問時受壓痛哭，法官無奈下令終止審訊，被告當庭釋放。事後，律政司訂立了17項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出庭措施，例如安排臨床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陪伴、讓他們以電視接駁在另一房間作供等，以減輕精神紊亂及弱智人士在作供時可能受到的創傷和壓力。

然而，這些措施還是無法解決智障受害人，難以清晰記得或表達事發過程這個關鍵問題。即是受害人能夠陳述案發情況，亦要承受辯方律師盤問的極大壓力。而在不影響公平審訊的原則下，通常盤問目標是要證人說出前後矛盾的供詞，以減低供詞的可信性，俗稱「chok散」證人。其實無論是在香港或外地，當罪案受害人是弱智人士，定罪難度必然較一般情況更高，定罪率亦相應偏低。不少聲音認為，法律要求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害人亦要上庭接受盤問，實屬不合理，必須改革。但，可行嗎？

傳聞證據應因應情況被法庭接納

無可否認，豁免智障人士在庭上作供，涉及的法律改革比增加輔助措施複雜得多，因為前者需要改變重大的法律原則，例如普通法傳統定下的證據原則。簡單來說，在一般情況下，受害人的證供在刑事案件中是關鍵和有力的證據，假如受害人不能出庭作證或接受盤問，控方則需依賴物證和其他證據作檢控，例如第三者從受害人口中聽到關於案件的描述。惟在普通法下，法官一般不會接納這些轉述的證據，因為親身經歷事實的人未能出庭，證供未經過質疑，法官無法評估涉事者的態度和舉動，致亦無法評估其可信程度。同理，當受害人因智力或精神問題無法上庭作證，而向其親人、社工及／或照顧者轉述案情，便可能是唯一的證供，即使把轉述過程錄影下來，法庭卻因傳聞證據的原則而不能接納。

其他普通法地區也察覺到，劃一地限制傳聞證據會造成不公平，故陸續放寛執行傳聞證據的限制，讓法庭在特殊情況下，行使酌情權去接納有力和可靠的傳聞證據。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亦有就傳聞證據做檢討，並於2009年提交《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傳聞證據》的檢討報告，同意有限度放寬傳聞證據的規定，其中一個範圍就是，當應出庭作證的人本身在法律程序進行時，若基於身體或精神狀況的緣故，不論是親自抑或以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方式，均不適合作為證人，而法官在接納傳聞證據時，必須考慮相關情況，例如作出陳述時的狀況和當事人的誠信等，確保所依賴的證供是可靠，不會影響被告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

明年初檢討　望能保障有需要人士

當案件涉及不能作供的智障受害人，而受害人在事發後有向親人訴說情況，法庭便可考慮運用酌情權，接納親人的轉述為證據，這樣可以減低控方單單因受害人不能上庭而「放生」被告的機會，平衡被告和受害人之間的權利。

針對「康橋之家」事件，筆者尊重律政司同事的專業判斷和檢控的獨立性，故不評論今次撤銷控罪的決定。然而這是一個契機，讓法律界展開改革傳聞證據的可行性，以免不法之徒恃仗不容易被控告或定罪，利用智障人士的弱點犯案。刑事檢控專員亦承諾律政司，會盡快就傳聞證據改革展開立法程序，並將於下年初前開始作諮詢。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