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對中共用人的借鑒意義
今天（12月18日）是北宋改革家兼文學家王安石誕生995週年紀念日，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相比起他毋庸置疑的文學成就，他主導的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後世歷來是毀譽參半。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後世分析，原因有多方面，但其中一條尤其重要，就是沒有用對人。正如王安石的政敵司馬光所言：「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但是王安石任人唯私，黨同伐異，所起用者多借新政營私謀奸，使百姓怨聲載道，新政遂不能行。
將近一千年之後，十八大以來的中共也進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重大改革，而且仍在進行之中。但改革從來不是易事，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只有商鞅變法取得了成功。這次由習近平主導的改革想要獲得最終的成功，前人失敗的經驗教訓不可不察。他對此十分清楚，上任之初便說：「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但是如何才能用好人、用對人絕非易事，明年即將迎來十九大，人事將進行一大波調整，及早建立一套有效的遴選機制十分必要。
這與一直在完善的人事監察制度的性質不同，打貪防腐是為了將害群之馬清理出幹部隊伍，淨化官場。和去年中推出的《關於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行）》也有差異，這項規定旨在讓「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但官場中總有一些既有本事、又潔身自好，但就是和中央理念不一致的人，對這種人應該怎麼辦？王安石當年的做法是，對反對變法者一概打壓、排擠，結果司馬光、蘇東坡、歐陽修等大名士貶的貶、退的退，人才流失之餘，還讓一些趨勢附炎的奸臣、小人趁機混入改革隊伍。
歐美國家在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更替的時候，可以同時撤換一整套管治班子，使得政府內都是理念相近的「自己人」。由於體制的不同，中國無法如此，因此在管治班子內必然有各種各樣的意見。而出於種種原因，即便中國有官員不認同最高層制定的大政方針，也未必會公開表態。表面上，他們會執行中央的種種政策，但對此未必真正理解和認同，這必然令政策的作用打個折扣。所以，中共總是講「統一思想」，絕非一句空話。
「統一思想」畢竟更像是一種理念，而非程式化、制度化的準則。因此，如何甄別理念不一致的官員十分關鍵，而且還要令甄別的程式和標準成為一套制度，使之能夠延續下去。然後根據這套制度來判斷一個官員只是簡單執行中央的指令，還是真正理解並認同。習近平上任以來，就幹部選任等話題發表過一系列論述，黨政機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涵蓋了如何用人的方方面面。但是對於如何甄別、對待理念不一致的官員，論述並不多，如果能將這一塊拼圖補齊，那麼幹部選任的規則可謂齊備。
毛澤東曾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能做到「統一思想」固然最好，但如果確實「道不同」還是不相為謀的好，一旦發現和中央理念不一致的官員，便應及時將之調離管治團隊。但是，對於這類官員，不宜簡單罷免或閒置了事，還是需要設法人盡其才，而不是將之置於對立面。當年王安石處理不當，結果意見相左者全部成為堅定的反對派，更引發長達數十年的新舊黨爭，被視為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歷史總在重複上演，但又非簡單機械、一成不變地重複。因此王安石的經驗教訓可以借鑒但又不能完全照搬。改革一帆風順是不可能的，如何避免重蹈當年的覆轍，以習近平為首的改革派必須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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