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首選舉跑馬仔，梁振英宣佈不連任開始，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都醜態百出，不論是否支持林鄭，鬍鬚仔，葉劉定胡官。甚至連泛民內部都出現路線之爭。從回歸至現在特首選舉已經進行了第六次（包括董建華第一次選舉及曾蔭權補選），應該是時候總結一下目前香港的政治困局，以局外人去看困局的原因。

文：景仁

（一）官僚缺乏制衡

特區政府的管治模式，是由政府出政策，法案或撥款當行會拍板之後，就交由立法會埋單。但是我們看到不少政府的政策，是政府閉門造車而出，沒有好好吸納民間的意見。舉例而言，《蘋果日報》曾經提出高鐵將會超支，但當時的運房局長張炳良卻否認。但最後的結果是紙包不住火，張炳良最後要承認高鐵超支，申請追加撥款。

但我們都知道，張炳良根本不熟悉交通，政界傳言是由邱副局長主理，所以有理由相信當日張炳良否認是出於運房局官僚的意見，沒有查明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又例如，當日交通津貼在財委會申請撥款時，政府堅持以「家庭」為單位，但泛民的議員認為以「個人」為單位。當時建制派支持政府，但最後因為成效不彰，政府最後開放「個人」與「家庭」的雙軌制。

以上種種例子可以知道，官僚主導政策的起草，但閉門造車，令政府推出不受市民歡迎的政策，但因為建制派要支持政府的施政，變相為官僚埋單，為失政負上全部責任。建制派反對政府的施政，例子其實很罕見。如果建制派並不是「以政府為重」，反而「以市民為重」的話，當政府的提案被否決，制衡官僚。那麼政府就會提出受市民歡迎的政策提案。

（二）政黨欠缺培養管治人才的能力

目前香港最大政黨民建聯，出了兩個局長，兩個副局長，兩個政治助理，被視為政黨參政的良好例子。但實際上，民建聯這些參政的局長如同路人。蘇錦樑當日所推的競爭法，就不合民建聯內部的意見，而蘇錦樑本身的政策，亦並非反映民建聯的政策，只是反映政府團隊的政策。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例如由基層一路爬上來的鍾樹根，國王人馬張國鈞、周浩鼎。空降的蔣麗芸。議政的能力嚴重不足，鍾樹根與蔣麗芸甚至被網民拿來做笑柄，而主席李慧琼，有人亦認為只是幕後大老的傀儡木偶。

在此提出了民建聯，並不因為筆者對民建聯有偏見，論資源，民建聯是香港政黨之中最多資源的政黨，推出前台的議員質素參差不齊，更不論其他政黨了，這其實是與香港政治生態有關。

香港的區議員，說穿了只是連一個地方保長都不如的路人，例如在屋邨中，官員會聽取一下區議員的意見，但實際推行建設的是房屋署的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雖然講說話大聲一點，但只是被動地審核政府的法案與預算，無法主動推重要建設，提出的意見政府未必照單全收。

政黨培養政治人物的方法，主要是訓練他們「做區」，在區議會選舉爭到地盤後，再在區議會歷練，到某個時候就推為立法會議員。但實際上，這些議員只是積累了「做區」的經驗，但個人的修養卻欠奉。政黨只是培養參政在野議員，並非培養一個建設的執政者。

如果要這議員去做政治任命官員去制定政策時，因為做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都是批評與在野黨，所以這些政治任命官員無法完全主導政策制定，都是長官意志與下層官僚主導。

正如曾鈺成有一次選立法會議員被質疑民建聯與政府的關係時，曾講過「如果政府事事聽民建聯的意見，政府總部就會在西九龍，而不是在添馬艦。」

（三）做官與管治之心

這裡講的「做官」，是指「政治任命官員」或「加入委員會等公職」，而非官僚。

愈來愈多人以「中間的」身份提出政策意見，但這些人只是一面倒支持政府的政策，最多都是小罵大幫忙。不論甚麼路，甚麼舊思圍全部都是想做官，或是親政府的外圍。

這些人出自泛民，以中間派自居，但實際上正如「蝙蝠」一樣，「蝙蝠」被天空的雀烏嫌棄，指他吸血像野獸。但「蝙蝠」亦被野獸嫌棄，指他在天空上飛，應該是雀烏。泛民視之為出賣民主，親政府的同路人。但建制派視之為非嫡系，不祝福。

想做官，是因為當官有利益，於是只有為政府辯護而辯護，而非提出有用的意見。真正的中間，其實是從第三者的角度去分析一件事的利弊，而非假借中間之名，行建制之實。

做官的心態是會影響管治，因為當了官之後，只是為了保障自己的權位而一味附和長官的意見，並未提出反省的意見供長官完善施政。所以，一個原本協助特首改善形象的官員，反而在媒體上一味露骨地硬銷自己的上司，令長官的形象更低落。

（四）政府之外的更高勢力

立法會的選舉制度無法製造出強大的政黨，黨派林立，單是有名有姓的建制派政黨加起來，都無法確保過半的席次，政黨又有不同意見，明顯是有人在背後替政府操盤，否則一盤散沙的議員，好難組成一個緊密的建制聯盟。

建制聯盟團結到甚麼地步呢?我們可以看一下以下例子。

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經民聯在記者會中講明反對取消強積金對衝，當時有記者當面問林健鋒，如果梁振英在三個月後以原案提上立法會，你會投支持票，還是會辭去行會成員投反對票。林健鋒當時話這位記者問得太遠，但記者再追問時，盧偉國則協助解圍，話看下政府咨詢後的取態如何。其實不論林健鋒是否有做官之心，但明顯是為將來轉風向而未敢承諾。

本來我想稱為「第二個管治核心」，但發覺應該直接指出政府無法主導的問題。不論「西環」操盤與否，單以兩個例子就知政府無法完全主導香港政治，令政府管治威信低落。在2011年政改中，若非中央最後轉而與民主黨妥協，以超級區議會交換，政改則不會通過。當日曾蔭權口中仍然稱自己的方案(原案)是最好，而建制派亦全力動員替曾蔭權護航。最後梁愛詩鬆口風，整個形勢大變。

去年12月9日，某人出來宣佈不參選，到底是甚麼人勸退他，你懂的。

香港政府無法與中央政府完全在內部事務上切割，但從董建華下台開始，中央無疑成為特區政府背後的仲裁者，特區政府變成一個小媳婦，管治威信嚴重低落。

（五）反對派在比例代表制下日漸激進化

香港所使用的比例代表制，令政黨日益分化，無論建制還是泛民亦一樣。2011年政改風波，令民主黨在2012年選舉大敗。

在2006年社民連成立起，政黨的激進化日益嚴重，把整個泛民往激進一方拉過去。嚴重如公民黨，當日公民黨立黨的時候，以成為執政黨為目標，但現在公民黨的發展，卻離執政黨愈來愈遠。

其實與選舉制度有關係，民主黨就算如何不濟，只要有固定樁腳票，都可以確保一定數量的席次，但相反公民黨等其他泛民政黨樁腳較少甚至沒有，依靠形象去搶票。當整個氣氛傾向以激進手法與政府對抗，他們亦會向激進一方移動。

由於比例代表制加上最大餘額法的關係，使大黨愈分愈小，例如聯都只是中型政黨，甚至而分名單去競選。工聯會、自由黨等不同光譜的政黨也籍比例代表制保有自己的生存空間。表面上這些建制政黨在西環的協調下，各自劃分自己的地盤，但實際上矛盾重重。

激進民主派的興起，其實是利用反對派支持者對現有體制不滿而爭取某部份激進票源，而民主黨與公民黨本身支持者較為中道，既有反對派的色彩，但有些議題上是支持政府，有位民主黨議員曾經講過「民主黨在某些議題上比建制派更支持政府」。但激進民主派經常以政治正確來攻擊民主派，鞏固激進票源的同時，亦拉扯到游離票，於是在政治正確的前題下，所有反對派政黨只要有錯誤就會被罵，而罵人者除了媒體、名嘴外，亦有體制外的反對勢力籍罵泛民政黨企圖搶奪票源，搶奪游離票取而代之。

曾蔭權治下，雖然社會貧富差距日大，但曾蔭權的統治成功縮窄反對派樁腳的生存空間，2007、2011年區議會選舉，泛民席次日漸倒退。但梁振英這幾年的統治內，更視反對派為敵人，在政改爭議中，某位女性參選人口口聲聲要爭取民主黨的支持，但該參選人在政改咨詢中，已經有既定立場，亳無退讓空間。使主流泛民在政治正確，中道無效的情況下，日漸走向激進化。

儘管梁振英與其狗頭軍師刻意拉抬港獨聲勢，一度令泛民的生存空間有所收縮，但終究使選民轉而對反對派各路人馬有所期望，所以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表面上打下了泛民幾處重鎮，但建制派亦有重鎮被民主派打下，表面上有進帳，實際上建制派輸了。2016年立法會選舉，「左膠」、「獨派」都有人以不俗的票數當選。

但因為泛民激進化，令他們距離執政的可能愈來愈遠，泛民到底提名曾俊華、胡國興還是長毛梁國雄引起不同意見，可以見到泛民務實路線與激進路線的衝突。

（六）拉雜成軍

從董建華至梁振英，多屆政府的官員，大多是拉雜成軍，有官僚、商人、社會名流、政界人士。他們缺乏共同管治的理念，於是各自為政。

董建華任內，陳太不用說了，曾蔭權亦並非董在意的人選，否則董就不會用高官問責制把政務司的權力架空。

梁振英政府任內，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而留用了曾蔭權時代的財金官員，以令自己的施政受到局限，引致自己的理念無法推行，儘管梁的「鴻圖大計」在社會上引來巨大爭議，但這一點的確是令梁振英的施政受阻卻是事實。

特首無法有自己一隊理念一致的管治團隊，令市民很難對特首候選人有信心，當日梁振英當選以後，他的班底比前兩任更弱更少，未來的特首選舉，無論當選人是誰，都同樣面對這個困境。

以上的問題，有些是涉及香港政治的結構問題，筆者只是一家之言，未能認同者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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