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中戰爭全面爆發的八十週年。四年之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攻打香港。香港淪陷期間，有好一些報章仍然堅持出版，包括《華僑日報》以及今天我們熟識的《星島日報》和《南華早報》等。在新聞界打滾多年的鄭明仁先生寫成了這本新書，透過自己在報業中的經驗以及獨家的史料，在其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填補了香港報業史在三年零八個月的空白。

文：謝淏嵐

《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這本書的主角，是當年《華僑日報》的社長岑維休。岑維休答應港英政府在淪陷時期繼續經營《華僑日報》，而在日軍的威脅下成為其宣傳機器之一部分，只得在內容上使用編輯和文字手法暗藏反日訊息。戰後，國民政府無法收編《華僑日報》而將其定性為「漢奸報」，而岑維休也因而被通輯，幸而受到香港政府的保護才免於被帶回中國處決的命運。

本書花了許多筆墨在論述《華僑日報》如何在報章的字裡行間隱含著反日的訊息並逃過日軍的審查出刊（雖說是日軍，但負責審查的其實大多是臺灣人）。如果單看《華僑日報》在戰後刊出的自辯文章，似乎使人懷疑：當時的編輯們真的刻意在報紙埋藏了反日訊息嗎？還是事後只為了逃避「漢奸」的罪名才編造出的籍口？不過，鄭先生翻出了當年《華僑日報》的微縮資料，加上自己編採新聞的經驗，告訴我們幾篇在《華僑日報》上刊登的辯解文章並不是狡辯，卻似是真有其事。不過，筆者仔細一看書中所引的「反日訊息」的例子，也不禁對審查者的「認真」程度感到訝異（書裡說是因為臺籍審查員學識不足，對於一些稍為艱深的文字和典故無法理解，故予以批准刊登。不過，會不會是臺籍審查員故意放行？好像也不無此可能）。

岑維休是不是「漢奸」，有沒有「附敵」，好像也不是讀過本書後得到最重要的訊息。鄭先生想要大家思考的問題其實是：到底「漢奸」是什麼？「漢奸」為什麼會出現？（這麼講當然就不是貪圖富貴這麼簡單）而我們又應該用什麼的態度去看待「漢奸」的現象？北大歷史系教授牛大勇為本書寫的序中有這樣的一段：「面對侵略軍的管制，可以選擇奮起反抗，也可選擇流亡他鄉。但故土難離、忍辱存活，卻往往是多數人的選擇。可是，這多數人的生存狀況和心態，又最容易被歷史所忽視。人們讚頌英勇的反抗，同情顛沛的流亡，卻很少關注在淪陷區的芸芸眾生。 」沒辦法拋棄一切來抵抗，又不想流亡外地，就只能屈從統治者以求生存。將「投敵」的罪名扣在這些人身上，又是否公道？再說，很多人之所以沒有「叛國」，只不過是沒有機會而已。誠如鄭先生在本書結語所言，「因為留在已淪陷的香港不走，因為發表過一些附日言論，被視為『文化漢奸』；而成功轉移到大後方的文化人，或已離開香港的報人，就成為正義的化身」。

必須一提的是，本書其實還有下半部分「文學與歷史的交會」，收錄了鄭先生近年發表的文章。筆者特別注意到其中有一篇記者對鄭先生的專訪，集中討論前輩的藏書嗜好。有人說，到朋友家作客，一定要觀察他的書櫃，便可以知道對方是怎麼樣的人。收藏舊書，需要學養、品味、見識。鄭先生藏書極豐，甚至還擁有一個書室。像他這樣的藏書家，寫的書和文章自然也是有水準保證的。不過說到買書，記者提到兩個比較實際的條件：時間和閒錢。身為窮學生，筆者看看桌上的錢包，又看看手頭上的功課作業，只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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