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一屆「香港之夜」在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落幕那一晚，後台還沒散場。
有人問她：下一屆做什麼？
她說，還沒想好。

三年後回頭看，答案其實從那一晚就開始長了——它不在任何一份計劃書裡，而在每一個上台的人、每一雙看過來的眼睛裡。

第一屆：先搭一座橋

問：第一屆「香港之夜」，你把它定義為「橋樑」。橋的兩頭，各是什麼？

答：一頭是華語影視，一頭是世界。

那時候行業裡最常聽到一句話——「我們的作品很好，但走不出去」。聽多了，我慢慢發現，問題不在作品，在通道。一部好片子，缺的從來不是翻譯，缺的是一个「被看見的場合」：一個讓世界的買片人、策展人、同行，願意坐下來認真把它看完的地方。

所以第一屆的主題定為《文化東方：影視文化作品出海計劃》。我們沒談什麼宏大的東西，就做一件事——把橋搭起來，用我們國際傳播矩陣，讓作品面對面地被人看見。

那一晚之後我才真正明白：通道，比作品稀缺。

第二屆：先扶心氣，再種種子

問：第二屆的主題是「江湖」。這兩個字是怎麼來的？

答：因為這件事，香港做最合適。

華語電影走得最遠的地方是香港。而香港電影留給幾代人的，是武俠——那些旋律一響，你就知道要發生什麼。它給人的不只是熱鬧，是正氣：弱者有人出頭，不平的事有人管，答應過的話一定做到。一代又一代人，是看着這些長大的。

那一屆辦在2025年。當時的大環境不必我多說，身邊的人一邊迷茫一邊受挫，甚至開始懷疑自己還在堅持的東西值不值得。那種時候，講道理沒有用。你跟他说「前景廣闊」，他聽完只會更累。

所以我選了「江湖」。那一晚，我們把那些大家都聽過的武俠電影音樂，一首一首串起來。每首之間的串場、每個環節的節奏，都是我親自選定。為什麼是音樂？因為音樂不講道理，它直接進到人心裡去。有些前奏剛起來，整個場子就沸騰了，那天開場由香港中樂團樂樂國樂團現場演奏配合徐小明導奏唱起《男兒當自強》——那一下他們想起的不是票房，是小時候坐在電視機前，相信這世上有公道的那份被鼓舞的心。

那一屆我最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在人最沒底氣的時候，先把心氣扶起來。信心從來不是算出來的，是人心裡那點不服氣撐起來的。

問：所以你要做的不只是一場活動。

答：我不想只做一場活動。

活動辦完就散了，燈一關，什麼都不剩。我想讓「香港之夜」變成另一個東西——一個能讓整個行業動起來的平台。它得給人信心，也得給人機會和通道。市場最冷的時候，誰能把人重新聚起來，誰就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很多人把信心當成一個經濟問題。我倒覺得，它更像一個情緒問題——數字讓人算帳，情緒才讓人下決心。我用一條「江湖」，把在場幾百人的情緒托了一下。這不是煽情，這是我看這個行業的方式，但凡有人因此受鼓舞，那我就沒白幹。

問：那一屆，你們還推出了《香港青年演員培育計劃》。橋搭好了，為什麼轉向青年演員？

答：因為橋修好了，得有人走。

第一年下來，我最深的感受是：作品能出海，靠的不只是好本子，還得有一張張能被世界記住的臉、能扛住國際視野的表演者。香港不缺明星，缺的是「下一個」。

所以第二屆推出了《香港青年演員培育計劃》，聯合香港高校開設大師班，同時設立基金。

基金的錢不多，我們還在努力，但它的意義不在錢。它是在告訴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這條路有人走過，也有人願意等你走。

這個行業最缺的從來不是錢，是「等得起的人」。

第三屆：為什麼是「深度生活」

問：到了第三屆，你把核心命題定為「深度生活」。這個詞是怎麼來的？

答：這個命題，一半來自我的成長，一半來自這兩年的觀察。

先說成長。

我是華僑家庭的孩子，家裡有不少人在香港生活。我小時候就在香港和内地之間來回跑——在僑區長大，也看着香港長大。

香港給我的感覺一直很特別：真實，純粹。談事情高效，執行專業，沒有太多彎彎繞繞，人和人之間有一種自然的尊重。後來我慢慢想明白，那種尊重是從哪來的——大家仿佛都知道，賺錢的目的是為了什麼。有法治兜底，人不用把精力都消耗在琢磨人和應付情緒上。

而在僑區，我見過另一種同樣好的日子。那時候的僑區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小社會，學校、醫院、廠子都在裡面，日子過得安穩、踏實，不用太擔心明天。有意思的是，當年僑區是通着香港的，僑區裡的人跟香港人的狀態很像——不只是穿什麼、用什麼，像是大家對日子的期待，是差不多的。

長大以後我才明白，這兩處讓我念念不忘的東西，其實是同一件東西——確定性。是確定性帶來的安全感，讓人有底氣慢下來，好好過日子。

後來時代變了。僑區的輝煌慢慢淡了，那種安穩也散了。這些年我常常想一個問題：今天我們比過去富得多，為什麼那種「可以好好過日子」的篤定，反而少了？

這是「深度生活」這四個字的第一層來處。它不是什麼策劃案上的詞，是我從自己長大的兩個地方，一點點認出來的。

再說這兩年。

我們這一代人，大概是人類歷史上物質最不匱乏的一代。可我身邊的人包括我自己，普遍更焦慮了。留给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留給家人的時間更少。手機上的信息一天比一天多，AI 讓内容的生產速度快到有點失控。可奇怪的是，共識反而越來越薄，人跟人之間越來越難說到一塊去。

慢慢地我意識到：當虚構的東西足夠多、足夠逼真的時候，人反而會開始「求真」。越是混乱，越想要簡單；越是喧囂，越想要安靜；越是被屏幕圍着，越想要用手去摸一摸真實的東西——一杯茶的温度，一片葉子的紋路，一個人的表情。

所以「深度生活」不是一個活動主題，是我對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一個判断：接下來最稀缺的，不是信息，是真實的體驗；不是流量，是心裡的安寧。

這兩件事叠在一起，就是「深度生活」的起點。我們不再讓世界「看中國」，而是請世界「來生活一段」。

本屆以「深度生活——東方故事與全球青年影像共創計劃」為核心，整合前兩屆「文化出海」與「青年培育」的成果，邀請全球青年創作者，在專業人士帶領下，走進内地、香港的城市、鄉鎮、非遺基地與產業園區，圍繞「生活的意義」拍攝紀錄短片。

這不是命題作文，是讓他們自己去找。我們不告訴他們該拍什麼，只給他們一個地方、一段時間、一個問題。

我希望這一路跟着我們走進來的年輕人，不是來「拍中國」的，是來找回自己的——用五官和觸感，認認真真地過一段日子，然後在某個平常的下午忽然想起來：原來我想過的是這樣的生活，而我能用我的專業為自己想要的生活做點什麼？

如果他們能在路上找到一點答案，那他們拍出來的東西，一定比任何宣傳都有說服力。

而我們想一起做的，也不只是一批片子。

這一路上，我想找的同路人有兩種。

一種是站在鏡頭後面的人——那些和我們一樣，用自己的專業，安安静静在做同一件事的人。他們相信影像能留下點什麼，也願意為後面來的人遞一盏燈、鋪一段路。紀錄片導演、電影導演、影業負責人、從業者……這個行業裡一直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未必常常出現在台前，但今天很多能站住腳的年輕人，是被他們帶出來的。我想把他們聚到一起。不是為了湊一個好看的名單，是因為一個人鋪的路走不遠，一群人鋪的路，才接得到下一代。

另一種，是活在鏡頭前面的人——那些到今天還在為「讓生活更好一點」而努力的人：做茶的、做手藝的、做設計的，或者只是想把日子過好的人。我希望他們能在這裡找到彼此，找到共同的方向：一起看見中國這片土地正在發生的變化裡藏着什麼機會，然後把機會變成我們共同想要的那種生活——和諧有愛，有尊重，有情有義，有溫度。

這也是我理解的經濟和文化的關係：文化不是經濟的包裝，經濟也不是文化的終點。它們本來就是同一件事——讓人過得好一點。

這一屆的成果，將在香港回歸三十周年之際集中呈現。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是一個很重的時間刻度——橋搭了三年，總得讓人看看橋那頭是什麼樣子。

從「展示」到「共創」，從「交流」到「扎根」

問：你說這一屆是一次「全面升级」。升级在哪裡？

答：兩個詞的變化。

第一個詞，從「展示」到「共創」。

展示是單向的——我演给你看，你看完鼓掌，轉身離開。共創是雙向的——我們一起做一件東西，做完之後，這東西上同時留着我們兩個人的手印。

第二個詞，從「交流」到「扎根」。

交流是見面，扎根是留下痕迹。我們不想再辦一場熱鬧完就散的活動。我們想讓人住下來、走進去、和當地人變成朋友，然後带帶着一段屬於他自己的生活回去。

我們不請人來看，我們請人來住。

這句話說出來有點冒犯——請人來看，是主人姿態；請人來住，是把家門打開。但我覺得，只有把門打開，人家才會真的記住這裡。

為什麼是我

問：這套布局，你走了三年。為什麼是你來做這件事？

答：大概因為這兩邊，我都熟。

我做媒體出身，在香港商報十多年，習慣了用世界聽得懂的方式說話，也知道外界看中國時，第一層濾鏡往往不是惡意，是陌生。

同時，我又是華僑家庭的孩子。我爺爺那一代人，是從海外回到内地的。我從小聽着那些故事長大，知道「漂泊」和「歸來」是什麼滋味，也知道「根」對一個人有多重。

所以我看這件事的角度，可能跟纯粹做影視的人不太一樣。我不太在意一部片子能不能拿獎。我更在意的是——一個外國青年拍完這部片子回去之後，會不會對這個地方多一份好奇、多一份了解。哪怕只是多一點點。

問：如果讓你用一個詞，說這一屆最想傳遞的東西，會是什麼？

答：愛與希望。

這不是口號，這是我們做事的標準。一部片子拿出来，先問它有沒有给人啟發、有沒有讓人看見希望。如果沒有，技術再精良，也是空的。

這三年我做的所有事，說到底，不是為了證明什麼，只是覺得這樣做能讓大家更好。我始终相信：媒體可以把人聚起来，影像可以讓心與心靠近。而這兩者合在一起，就能沉澱出真正留得住的東西——以思考和善意創作，讓「内容為王」重新成為共識。

採訪快結束時，記者問了最後一個問題。

問：據相關人士透露，你們家族在東南亞從產業到公益，眾多行業均有涉及。對家族未來的發展，你有什么想法？

答：這個問題，我在採訪裡還是第一次被問到。

家族的事涉及其他成員的隠私，我不方便多講，請理解。

我能說的是，我們一直在努力，希望越來越好。但「越來越好」這四個字，我們家裡理解的方式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樣——不是做多大，而是能回饋多少。我爺爺那一代人從海外回來，留下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別的，是這麼一句：出去了要記得回來，得到了要記得给出去。

所以如果一定要說家族的「想法」，就是這一條：有機會的時候，持續做一點對社會有益的事。這件事我們已經在做，也會一直做下去。

至於別的，就真的是家裡人的事了。謝謝你問起。

她說到這裡停了一下，又把話頭落回爺爺身上。

「我爺爺那一代人回國的時候，帶回來的是希望。」她說，「我們這一代人做的事，可能是把希望给出去。」

明年，會有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扛着機器走進中國的鄉鎮。他們不一定懂中文，也不一定懂茶。

但他們會記住某一天下午的陽光，和遞给他們一碗茶的那雙手。

那大概就是她要的東方故事裡的「深度生活」。

（資料及圖片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