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龍投資（LIM Advisors）位於中環的辦公室望出去，禮賓府的白牆在樹影與通往太平山的綠意山坡間若隱若現，為投資營造出一片令人心境平靜的背景。牆上的世界時鐘分別顯示香港與其他主要城市的當地時間，指針各自走着不同的節奏。1995年，George Long（郎橋志）在香港創立長龍投資時，中國股市尚未對外資開放，亞洲對沖基金的數量也屈指可數。三十年過去，時鐘走過數以萬計的圈數，長龍投資至少經歷六次重大市場危機；如今，它很可能是亞洲持續營運時間最長的對沖基金公司。公司依然植根於同一座城市、同一個時區，持續為投資者管理資產。對George而言，三十年來真正不變的，並不是某一種投資策略，而是一套穿越周期的原則：重視價值、保護資本，並在形勢轉變時保持靈活。

不變的是投資核心，改變的是策略

1994年市場大幅波動後，George正主管巴克萊銀行在亞洲的資產管理業務，投資者不約而同提出同一個要求：有沒有一種更穩定、更分散，又不完全依賴股市的投資方案？當時的答案是可轉換債券。可轉債同時具備債券的下行保護和股票的上升潛力，正好回應了投資者對風險與回報的平衡需求。George亦從中看到商機。於是，長龍投資於1995年成立，翌年推出旗艦基金；其投資策略最初涵蓋可轉債套利、併購套利及其他套利策略，其後再納入高收益債券。

不過，長龍投資能夠走過三十年，靠的並不是固守一種策略，這亦得益於George數十年來橫跨信貸、股票、利率、外匯、航運及大宗商品的全面經驗。當亞洲市場的可轉債套利機會逐漸收窄，長龍投資便靈活轉向亞太區的其他機遇。2015年，長龍投資將1.2億美元投資於亞太區礦業及礦業服務公司；同時亦募集4億美元，捕捉區內 「特殊情況投資機會（special situations opportunities）」。期間，公司更善用George早年在銀行從事航運融資的背景，投資高收益航運債券並隨後購入8艘船舶。到了2020年，疫情重創亞洲經濟，市場上的不良債務明顯增加。長龍投資迅速調整部署，將投資重心轉向在二級市場吸納高收益債券。

今年，是長龍投資基金成立三十周年。經過重組後，基金更加聚焦，投資目標集中於企業事件、可轉債、商品（包括金、銀、銅相關股票）以及中國科技股；日本亦依然是重點市場。George的邏輯一直相當清晰：核心價值可以保持不變，但策略不能一成不變。價值投資、資本保值，以及對亞洲市場的深入理解，是長龍投資的根基；至於具體如何投資，則必須因應市場環境靈活調整。

日本機遇與策略

二十多年來，日本市場的機遇經歷了明顯轉變。早期，東京團隊主要聚焦併購套利、高收益債券、可轉債及股份回購等股票事件；近十年，市場則逐步轉向關注日本企業的股東參與及行動主義投資。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大約十年前。隨着日本政府政策改變，股東權利意識逐步提高，企業亦開始更認真看待股本回報率及股東權利。George形容，這為投資者帶來一批過去較少見的機會：「三十年前，我們在日本做可轉債、併購套利和高收益。大約十年前，在政府政策轉變、股東積極主義、股東權益保障及企業議合的推動下，市場湧現了非常吸引人的投資機會。我們順勢發展出這套策略，而時至今日，它已成為我們在日本市場的核心業務焦點。」

在他看來，日本企業治理和股東參與仍然處於一個較長的轉型周期。「這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機會，未來五至七年仍然會持續。」

長龍投資日本策略負責人Hajime Matsuura（松浦肇），擁有超過30年的調查報道、企業策略及投資經驗。他負責發掘投資機會、與投資組合公司管理層接觸、協調倡議活動，以及在必要時制定相關法律策略。這種深度參與，正是長龍投資東京團隊與傳統被動投資者之間的分別。

中國與新興市場：在短期困難中尋找長期價值

談到中國市場，George並不避諱短期挑戰，但他的視線始終放得更長。

他認為，中國市場相對美股仍處低位，直到約兩年前仍經歷著長期的熊市。儘管近期有所反彈，但滬深300指數較2021年2月的高位仍下跌約23%，從估值角度看，仍有不少具吸引力的機會。

中國可轉債是其中一個例子。George形容，這是一個「有趣的細分市場」。相比私募市場，公開市場或許提供更多機會。而他對亞洲新興市場的興趣，則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

1993年，印度開始向外資開放市場時，George仍在巴克萊銀行任職，並取得了第一批外資投資帳戶。其後在長龍投資，他亦曾將資金佈局至印尼、蒙古及哈薩克等市場。對於越南，他則形容為崛起中的「亞洲小虎」。這種信念不只是來自宏觀數據或市場報告，更源於親身參與市場發展的經驗：「看着這些市場隨時間推移逐步成熟，真的很有趣。能夠成為這個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香港作為主要金融中心，提供了堅實基礎。George相信，香港具備完善的基建，不僅能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有潛力成為亞洲乃至全球重要的黃金交易樞紐。在通脹持續、貨幣價值不確定性增加的環境下，他相信大宗商品可能成為更具吸引力的資產類別，尤其是具有保值特性的貴金屬。

客戶結構轉變：由歐美機構走向亞洲家族辦公室

十五年前，長龍投資的主要客戶仍以歐美機構投資者為主。如今，客戶結構已明顯轉向亞洲本土投資者。

George觀察到，過去三十年，亞洲累積了龐大的私人財富與儲蓄。這些資本不但規模驚人，其持有人對專屬定制資產管理方案的要求亦變得更加多元。

他指出，不少中國富裕家族行事低調，往往擁有自己的投資團隊，不一定只依賴大型金融機構。在傳統機構以外，他們更願意尋找具創意、靈活而且能夠度身訂造的投資策略。

這正是長龍投資的優勢所在。公司採用主理人主導的管理模式，由創辦人及資深基金經理直接與客戶及家族負責人溝通。相比層層轉介的大型機構，這種模式更貼近客戶需要，也能夠在市場快速變化時作出更及時的決策。

對家族辦公室而言，投資遠不只是追求數據回報，它更關乎信任的建立、坦誠的溝通以及世代傳承的價值共識。相較於標準的簡報資料，能直接與核心決策者對話顯然具有更重的份量。

沒有絕對安全的資產

展望未來五至十年，George預計機遇與風險將會更加交織。「未來十年裡，幾乎沒有任何資產類別是絕對安全的。」他特別提及美國財政失衡及通脹持續的風險，認為兩者最終可能導致美元轉弱，甚至引發債券市場震盪。「過去數十年，大部分投資者都將美元及美國國債視為安全資產。但如果這種地位開始動搖，資金會流向哪裏？轉向黃金？人民幣？歐元？還是其他有形資產？這正是我們必須不斷審視的核心問題。」

長龍投資大約三年前開始增加黃金配置。對George而言，黃金未必能在所有時期帶來最高回報，但在貨幣及財政風險上升時，仍是少數具備保值能力的資產之一。

談及人工智能（AI），George的態度並非抗拒，而是務實。他認為，AI能將基礎研究與定量篩選自動化並提升效率，但也可能提高初級分析師的入行門檻。但與此同時，投資機構更需要培養具備判斷力、歷史感和實地經驗的人才。歸根究柢，AI所輸出的結果，始終取決於底層數據的充足度與真實性。

「AI產出的研究並非完全真實。十五至二十年前發生的無數市場事件，根本從未被數碼化。」George 指出。由於許多歷史事件與紀錄從未上傳至網路，AI模型往往缺乏精準交叉比對與掌握歷史縱深所需的基礎數據。

這亦帶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投資世界裏，很多最重要的教訓，往往來自數碼時代以前。

那些曾經發生過的市場危機、企業轉折及突發性監管政策調整，未必完整記錄在數據庫中。真正跨越周期的經驗，有時不在模型裏，而在於一個人是否親身經歷過、記得住，並能夠在下一次危機出現時作出判斷。

三十年後，仍在市場

長龍投資走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999年日本銀行業危機、2003年沙士、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新冠疫情衝擊，以及近年的地緣政治風險。

每一次危機都不一樣，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市場會重新定價，投資者會重新思考甚麼才是真正安全，而原有的投資邏輯亦必須接受考驗。「我們在這裏三十年了。我們會繼續留在這裏。」George對記者說。

投資最難的地方，從來不是每一次都預測正確，而是保持韌性、嚴守風險控制並維持合理的資本結構，從而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之後，仍然有能力留在市場，等待下一個機會。

長龍投資三十年的價值，或許正是在於這種穿越周期的能力：以價值紀律為根基，以資本保護為底線，再以對亞洲市場的一線理解和靈活策略，回應每一個不一樣的時代，經歷過不同市場周期後，仍然能夠保持冷靜、持續行動的信心。世界繼續改變，市場繼續起伏。George Long與長龍投資，仍然穩紮於同一座城市，準備迎接下一個周期帶來的挑戰。

（資料由客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