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共融】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的教訓　凸顯文化智商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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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深受日本明治維新和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的例子啟發；當時各大古老帝國，如中國、波斯、俄國，都有類似的受日本啟發的立憲維新運動，在中國便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張紹曾等立憲派文人和軍人。1908年6月24日，團進會向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發動兵諫，要求立憲和召開國會，史稱「青年土耳其黨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翌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與軍人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遭到進步派軍人鎮壓失敗，並改立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V）為蘇丹哈里發。團進會經此一役，深恐反動派再次反撲，逐步採取措施收窄民主範圍，並在1913年確立其一黨專政地位。

團進會內本來有不少基督徒、希臘東正教、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精英，並不為土耳其人獨佔。而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軍人也積極參與了革命。然而1908年帝國議會選舉，產生了過量土耳其裔議員。在帝國內土耳其與阿拉伯人口幾乎相等的情況下，竟選出了140多名土耳其裔議員和僅60名阿拉伯裔議員；伊斯坦堡東正教徒也投訴選舉違規。這都在團進會中產生猜忌。1911年末，70名反對派議員組成「自由同盟黨」（Liberal Entente Party），並贏得伊斯坦堡地區補選，引起團進會強烈反擊，宣布解散國會重選，並於選舉中採取「操縱、恐嚇和暴力」手段（Kayali, 1997）。在黎巴嫩貝魯特，阿拉伯知識分子和商界普遍支持反對中央集權的自由同盟黨。團進會於是發動工人、苦力和失業者組成暴力團夥，進行恫嚇。自由同盟黨也採用種族言論，包括指責團進會與猶太人合謀，斷送利比亞於意大利手上。團進會於是用更強烈的伊斯蘭教宣傳進行反攻，並與猶太人劃清界線。帝國的種族共融斷送於一次選舉。

1912-13年的第一、二次巴爾幹戰爭，使得委員會內部族群關係走向破裂。1908年10月奧匈帝國佔領波斯尼亞。1912年10月，保加利亞、希臘、黑山和塞爾維亞，四個在歐洲列強干預下從鄂圖曼帝國獲得獨立的新國家。在俄國支持下向鄂圖曼帝國發動總攻擊；另一原屬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國家羅馬尼亞，也在1913年6月加入戰團。鄂圖曼帝國損失慘重，四十萬伊斯蘭教難民從巴爾幹半島向南逃避戰火，不少人取道首都伊斯坦堡，衣衫襤褸，露宿街頭，場面慘烈，為當地土耳其軍人和知識分子帶來極大震撼，精英階層深陷於危機感之中。「團結進步委員會」自此愈加土耳其化，公開譴責國內希臘東正教教徒和基督教敎徒從米利特系統獲取大量好處，卻私下同情巴爾幹國家，不願捐獻給帝國軍隊，並呼籲伊斯蘭教徒杯葛基督教徒的商鋪。團進會加緊對小亞細亞半島西部的土耳其化，驅逐了二十萬名希臘東正教徒。（Aksakal, 2008）在阿拉伯地區，團進會加緊推動鄂圖曼主義和中央集權，否定原有的族群分野和自治權，又在庫爾德人中推行土耳其化，造成極大不滿和族群間的猜疑。最後，在1912-1914年，英、法、意三國向鄂圖曼帝國提出亞美尼亞「改革套餐」（Armenian Reform Package），要求把小亞細亞東部亞美尼亞人聚居地，改由兩名歐洲裔督察管轄。1914年2月8日鄂圖曼帝國屈服，簽署改革法案。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1月，鄂圖曼帝國決定與德國、奧匈帝國結盟，以復仇心態向俄、法、英等協約國宣戰，並對亞美尼亞人進行大清洗，造成約一百五十萬人死亡。英、法於是支持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起義。團進會軍官如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雖英勇作戰，仍無法避免帝國土崩瓦解。一戰結束後，英、法本欲瓜分鄂圖曼帝國，並解散團進會在各處黨部，希臘也派兵佔據小亞細亞西南岸。1920年8月，鄂圖曼首相簽署色佛爾條約（Traité de Sèvres），允許各國瓜分帝國領土，但凱末爾等軍官組織反抗運動，成功在今日土耳其範圍內復國，並廢除哈里發，成為世俗共和國。又與希臘簽署協議，交換兩國境內的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土耳其通過這項政策，從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國家之一，人為地變成世界上少數人口極為同質的國家，終於符合1919年以後「單一民族國家」的定義。

鄂圖曼帝國的教訓

鄂圖曼帝國瓦解，創傷至今仍未癒合。除了土耳其和亞美尼亞關係多年僵持不下之外，巴爾幹半島也歷經了多次戰爭與人口清洗。哈里發的廢除使得伊斯蘭教去中心化，並為極端保守勢力的冒起創造了條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衝突仍在繼續，敘利亞今天又是一片頹垣敗瓦。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國不承認庫爾德人從前在米利特系統下享有的自治權，結果造成多年內戰。團結進步委員會部分軍人為推動泛突厥主義，在1920年代與蘇聯轉戰於中亞，一些最後流竄到新疆，參與了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成為中國心腹大患。

鄂圖曼帝國多元主義的崩潰給我們什麼教訓？鄂圖曼帝國的「文化智商」曾經冠絕世界，主要地區社會種族關係融洽。高度的文化智商和種族共融，造就了鄂圖曼帝國在幾個世紀的繁榮與穩定，它甚至收容了在歐洲遭迫害的族群，如猶太人，並為歐洲開明知識分子所稱道。然而從一開頭，鄂圖曼的部分族群關係就與經濟階級界線重疊，比如黎巴嫩的基督徒和德魯茲人，也比如各地的猶太人群體。事實上，現代國家如英、法、美等國，族群關係之所以具有爆發性，主因也是其經濟屬性使然。阻止族群界線與經濟界線重疊，應當成為國家族群政策的重點，是一個有為的政府應該鍥而不捨的目標。其次，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國內族群矛盾很容易便會上升至外交、國防層面。這正考驗管治精英與社會整體的文化智商；同時亦是一個國防和國家安全的問題。黎巴嫩兩族鬥爭為歐洲各國利用，公然干涉鄂圖曼帝國內政；團結進步委員會開頭希望推動鄂圖曼主義，嘗試通過立憲與有限度的民主，重新構建國民認同感。但在外部勢力挑動內部族群矛盾的時候，並沒有呼籲更大的族群團結，反而在國民之中進一步採取分化措施，攻擊東正教徒、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最後正中各國下懷，直接促成帝國的瓦解。

第三，政府在採取一些無論出發點多麼好的改革措施之前，必須摸清族群內部的既有權威系統，尤其是認清誰是既得利益者。這也是為政者文化智商中 「CQ知識」 的一部分。鄂圖曼帝國在1856年推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雖然是極為進步的措施，但並非建立在民意基礎上，而且此決定毫不尊重傳統，也違反政府多年來對各族群許下的自治承諾，結果馬上讓各族群強烈反彈。其實，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自己的事務，即便在現代社會也並不是壞事，但個人必須有自由選擇族群或不受任何族群管轄的權利。1996年以來，英國推動建立穆斯林仲裁庭 (Muslim Arbitration Tribunal)，處理伊斯蘭教徒一部分民事訴訟；鄂圖曼帝國的米利特系統竟然在英倫諸島復活。然而這樣的族群自治制度一旦設立，便會製造既得利益者，難以廢撤，其設立必須極為謹慎。例如蘇丹批准亞美尼亞立憲，分薄總主教政治權力，既得罪總主教等原有建制派，也不見好於亞美尼亞人的激進份子，直接促使兩方合力推動叛亂。

最後的問題是民主化與「分餅仔」政治。在鄂圖曼帝國末年，團結進步委員會矢志推動民主化，卻又深明民主選舉結果的不確定性。為確保中央集權能夠推進，激進社會改革能夠克服反動，在阿拉伯地區大肆干預選舉，結果比不舉行選舉更差。甚至引起阿拉伯人叛亂。而黎巴嫩的族群關係，從1860年開始，到1975-1990年爆發內戰，直到2019年的今天，可謂成也「分餅仔」，敗也「分餅仔」。目前黎巴嫩憲法規定，各教派之間採取「共存主義」，而作為過渡措施，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需在各公共機關中有同等代表；無論選舉結果，總統都須為基督徒，而總理須為遜尼派伊斯蘭教徒。這項過渡措施自1989年生效以來，已經三十年了。黎巴嫩現在成為了中東世界少數民主制度成功、經濟發展樂觀的國家，舉國上下也無意廢撤此一條款。這似乎說明：在多族群成功共融的國家，推行民主與「分餅仔」政治並不相悖。

作者簡介：

梁明德@GLOs

1992年生，香港大學歷史、法文雙主修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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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多元共融模式的先聲 “文化智商” 領先的鄂圖曼帝國為何衰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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