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和厄爾尼諾現象之下，不尋常的「酷熱」和「暴雨」成為了新常態。由7月至今短短一個月，天文台合共發出4次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和13次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另由4月至今，也已6度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不過，極端天氣的風險並不止於雨災或暑熱，更關乎生命安全、公共衛生、身體健康和城市永續發展。當發達地區已向建設「韌性城市」（Urban Resilience）邁進，香港的抗災能力卻顯得薄弱。

極端天氣風險
不止「安全」更涉「健康」

2023年的「世紀黑雨」歷歷在目。當年9月7日，天文台在一小時內錄得158.1毫米降雨量，黑色暴雨警告持續生效了16小時35分，多地的商超、地鐵站被淹沒。2024年的「酷熱天氣」也令人難忘，是香港自1884年以來最暖的一年，也是全球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而且全年平均地表溫度比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55℃，首次超過1.5℃溫升紅線。今年4月15日，天文台發出首個酷熱天氣警告，是有記錄以來年內最早發出該信號。

類似現象只會更加頻繁，但並非無跡可尋。2023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聯同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他們根據2001年起的本地氣候數據建立氣候模型進行推算，結果顯示，過往十年至2040-2049年，本港熱夜日數的十年平均值會由32日增加五成至約48日；極端降雨情況亦會增多，預計2040-2049年的最高一小時雨量可達230毫米，比去年9月「世紀暴雨」創下的新紀錄還要高四成。研究團隊還指出，隨着極端降雨將更強烈和更頻繁，出現山泥傾瀉、嚴重水浸的機會亦會大增。

面對極端天氣，香港往往只關注「暴雨對安全」的影響，近年才開始把「酷熱對健康」的風險視為議題。勞工處自2023年起發布「暑熱警告」，提示工人及時休息；不過，警告並不具備強制法律效力，實際作用有限。工業傷亡權益會去年夏天以問卷調查的形式訪問了407名建造及裝修行業工人、清潔工人，有近半受訪者表示曾在暑熱環境中感到不適，但約45%的受訪者並沒有每兩小時10至15分鐘的休息時間，逾半受訪者在工作暑熱警告生效期間並無得到額外休息時間。6月24日，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期間，機場三跑工程有工人下班後在登船期間暈倒後猝死。同類事件越來越不鮮見。

氣候變遷影響
「吃不飽飯」並非不可能

不過，極端天氣的風險並不止於雨災或暑熱。2022年發表在《自然·氣候變遷》（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上的研究指出，氣候變遷對多種人類病原體的傳播有明顯的影響。氣溫上升和降水模式的改變，會擴大某些病原體的傳播範圍，例如蚊子的棲息範圍會因此擴大，蚊蟲相關的疾病，如登革熱和瘧疾在新地區被發現。氣候變遷還可能影響病原體在環境中的存活能力，例如極端降雨事件有利於某些水源性病原體的繁殖，可能會導致霍亂和其他腸道感染疾病的爆發。此外，氣候變遷還可能透過影響社會經濟環境來間接影響疾病的傳播，因為經濟困難可能導致醫療資源短缺，進而影響疾病的控制和預防工作。

值得關注的是，不同群體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面臨的健康風險都不盡相同。例如炎熱天氣對於老年人的致命風險更高，劏房戶和戶外工作者則更容易受到高溫的威脅。此外，不同地區所面臨的健康風險也存在着地理差異。熱帶地區可能因氣候變遷面臨更多與蚊蟲傳播疾病相關的風險，而寒冷地區則可能面臨與呼吸道疾病相關的風險。

「吃不飽飯」對香港來說似乎已經是一個遙遠的問題，但氣候變遷卻在悄悄抬高我們選擇食物的成本，並減少我們擁有的選項。咖啡價格的上漲，源自於越南高溫天氣所導致的咖啡減產；餐廳菜單上消失的橙汁飲品，揭示着全球橙子供應不足的危機——橙汁出口佔全球70%的巴西受自然災害影響，橙的產量銳減了24%；大米價格的上升和供應量的減少，則是因為食米的重要來源地東南亞，同時也是全球環境破壞的前線、受到厄爾尼諾現象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長期面臨高溫、森林流失、用水緊缺、洪水和旱災頻發等問題。

內地頻頻受災
如何影響我們的餐桌

香港的食品供應高度依賴進口，九成以上都來源於非本地，這意味着我們的日常生活飲食，都與遠方的變化有關。雖然有便捷的物流和充足的供應，但由於本地農業生產能力的缺乏，面對外部變化的應對能力較為被動。新冠疫情期間，食米和日用品成為熱門搶購商品；過去廣東發生暴雨、洪災時，供港蔬菜的價格往往也隨之上漲。內地作為香港食品供應的主要來源地之一，近年頻繁受到氣候災難的威脅。2021年，中國北方異常降雨造成多地玉米減產、秋播推遲；2022年，南方罕見的夏秋連旱對農業生產影響嚴重；2023年河南多項氣象指標極端性創歷史紀錄，造成冬小麥籽粒發芽、霉變，產量和品質下降，河南省夏糧減產6.9%。

同樣高度依賴食物進口的新加坡，自2019年起啟動「30by30」計劃，旨在逐步減少對進口糧食的依賴，目標是在2030年將糧食自給率提高至30%。新加坡食品局提出「3 Food Baskets」策略，即多樣化進口來源、開發當地資源以及協助本土企業擴展海外市場。新加坡政府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雖然新加坡在2018年和2019年連續兩年獲得全球糧食安全指數（GFSI）排名的頭名，但在2020年下降至第19名，並在隨後的兩年分別排名第15和第28。2020年全球糧食安全指數亞太地區的報告指出，發達國家在其它項指標中的強勢表現被日益增加的氣候風險所抵銷，其中，新加坡和日本面臨着氣溫上升、嚴重風暴和海平面上升的高風險，這些都對他們的糧食安全構成威脅。

面對種種氣候變遷帶來的問題，香港早有建立「韌性城市」的呼籲，但未見官方積極行動。韌性（Resilience）城市的概念強調城市經歷災害後的復原能力，指代城市在各種衝擊和壓力下能夠積極適應、正常運作並朝向永續發展，包括適宜氣候變遷。例如法国為應對氣溫上升產生的「熱島效應」推出「冷島規劃」，保障市民能夠在8分鐘步行路程內，找到可以快速降溫的公共場所，這些場所包括樹蔭、噴泉、提供冷氣的公車站、圖書館等；長期面臨水災的荷蘭鹿特丹，秉持「與水共存」的思維，創新地打造了長期漂浮在水上的建築，包括水上住宅、辦公室、展館和農場，水上建築能夠隨著水位上升而上升，底下的流水還能夠替代冷氣，幫助房屋降溫。

建造韌性城市
從「與天爭地」到「與水共存」

對於香港來說，增加城市的韌性意味着增加常見降水災難的應對能力，渠務署推行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便是典型手段之一；同時，香港也應當未雨綢繆，為食品供應、疾病傳播等潛在的風險做好預備方案。香港理工大學於2017年發布的《香港韌性城市建設初步評估報告》指出，「未能充分鑑別、了解和利用現有及未來風險以提升禦災力，以及薄弱的機構抗災能力」是香港的薄弱之處。具體表現包括香港的城市願景沒有將可能的災害納入考量，尚未設有「抗震」建築物，未就各種災害的嚴重性分配相應的資源，參與建立禦災力的持份者之間缺乏有效途徑加強知識與技能分享。

2023年的世紀暴雨造成的嚴峻挑戰，讓我們反思香港面對極端氣候的韌性，以及規劃更好的應對方案。去年5月23日，渠務署署長莫永昌在雨季防洪工作簡報會上表示，年度重點是韌性防洪，除繼續推展防洪基建工程，減少水浸風險，也會循超前準備，加強預警。

不過，建立城市的韌性或許不僅僅有政府的責任。洛克菲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曾發起百大韌性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簡稱100 RC）的項目，鼓勵城市將在多個領域和利益持份者合作，並提供平台，促進城市內部以及與其他城市的對話合作。常常被視為韌性城市典範的荷蘭的鹿特丹，在加入「100 RC」後，對於韌性的規劃從側重於應對短期特定的衝擊，轉變為更加注重日常的壓力和長期的挑戰；「韌性」從政府的執行目標逐漸被視為政府、非營利組織以及公民共同的任務。

鹿特丹的非營利組織熟悉當地的問題，善於與居民進行協調溝通，鹿特丹政府在推動韌性城市相關的政策時，公共部門與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合作，以促進彈性和開放的規劃和協商空間。此外，政府鼓勵居民參與韌性城市的設計，例如發動居民與公共工程部、建築設計師合作，在社區公園建造生態濕地、雨水公園，探索社區如何與雨水共存。「三角洲城市鹿特丹（The Delta City Rotterdam）」App的推出，則能夠讓市民及時掌握韌性城市建設的情況，監督建設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