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鄉社團．二】中聯辦助力？ 同鄉會增添政治統戰功能
7月20日，「守護香港大聯盟」及「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添馬公園撐警集會，大會聲稱有31.6萬人參與，警方指高峰期有10.5萬人。相比之下，三個星期前性質相同的撐警集會，當時大會聲稱有16.5萬，警方指高峰期有5.3萬人，剛好大會官方人數與警方數字都是升約一倍。儘管如何，但此次建制派政治動員的「戰績」被質疑大不如前。以2014年的佔領運動為例，由1,528個團體組成的「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曾發動140萬人聯署，當中參與的同鄉會就有逾300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反修例浪潮期間，「撐修例大聯盟」只收集了逾80萬人聯署，參與的同鄉組織更銳減至不足50個。
對此，以「撐修例」人數銳減、陣營幾乎喪失話語權為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羅永生認為，不能把問題簡單歸咎於同鄉社團的動員失力，「我不排除有政治因素影響同鄉會的鄉親在2014年反佔中活動期間上街。但事實上更多的是自發因素，因為佔中那70多天，確實影響到同鄉的社會生活，它們道出絕大多數的香港市民心聲，所以他們站出來。而這次《逃犯條例》的爭議，事態變化無常，此一時，彼一時。這種『踩鋼線』的事情，或許同鄉會內部也會出現不同意見。」
不過，羅永生也承認，同鄉會在香港的政治角色，早已不如回歸之前，「從很多事情看到，（現在的）同鄉會都是表個態而已，不能扮演任何推動發展的角色」，因為它們在體制內沒有法定角色，「能發揮多大的功能取決於裏面的人（領導者）有多大的能耐。政府視（同鄉會）為一個民間組織，可以聽可以不聽，同鄉會是表態的一種方式而已。」
羅永生反問，同鄉社團的親中立場溢於言表，港府或建制派為何不嘗試利用現有資源去拉攏其他政治立場的香港市民？他直言：「票倉非建制專利，民主派也可以。」遺憾的是，整個建制陣營暫時不能吸引年輕人的眼光。他認為，歸根究柢是因為建制派並沒有及早預視並謀劃同鄉會的未來發展方向，日益年邁的鄉親手中的選票或許逐漸流失。他說：「年紀大的過多十年八載，想投票都不能投，去了見『馬克思』，最後只能看着選票流失就沒辦法了！」
「這或許也給了民主派人士爭取選票的空間。」羅永生建議，建制派與其利用「蛇齋餅糭」等小恩小惠來拉攏本身已是「愛國愛港」的鄉親，倒不如多做實事，在包括《逃犯條例》在內等議題上敢說、敢言，爭取多點發言機會。「是其是，非其非，不要怕得失鐵票。因為鐵票，實際上是你怎樣都投你，（反而）要爭取游離的中間票。」他篤定地說。
羅永生對同鄉社團發展的另一個擔憂，是成員年紀較大，較少有年輕人參加活動，「同鄉會青黃不接，如何傳承？」他擔心，「年輕人不像退休人士生活無憂，要很有空才可以全職打理同鄉會事宜。傳承人難找，而且鄉土情懷也漸漸薄弱」，故建議同鄉會應「主動出擊」連結新一代，惟受社會氛圍影響，同鄉會要避免「hard sell」家國情懷。
近年很多同鄉社團紛紛成立青年委員會，加強吸納並培養青年成為社團主力，羅永生不擔心同鄉會會逐漸消失，因為他相信，「『檔口（會址）』在這裏肯定有用的。」據他所知，同鄉會會館有效發揮聯結鄉情功能之餘，還有人用來從事經濟活動，例如提供貼近年輕人生活習慣的福利，包括開放會址作公共空間、休憩場所、補習班及舉辦講座等。他建議，若要彰顯建制力量，為特區政府的新管治模式助力，當局應該重新定位同鄉社團，慎思如何吸引愛國愛港的年輕人、如何擴大同鄉會的影響力、如何令民眾認同組織理念和運作手法。
中聯辦整合增同鄉會統戰力量
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殷俊對香港同鄉社團發展頗有研究。他在《香港社團的政治參與功能》一文中，總結出香港社團參與政治的兩大途徑：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制度化」的參與，即透過加入政府各個諮詢機構就公共政策提供意見，例如政府通過委任社團代表加入諮詢委員會，讓他們發表意見及輔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務；通過選舉參與政治，即為理念相同的人士助選，甚至派出代表參選，這在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選舉中尤為突出。事實上，同鄉會也堪稱建制派候選人的選舉票倉，能夠提供大量「鐵票」。
而「非制度化」的參與，即通過非制度的途徑來表達意見、反映訴求、維護權益，包括向政府提交意見書，或者舉辦各種論壇座談會，以至發起請願、遊行等。有些同鄉會還會舉辦街頭簽名活動、刊登廣告支持特區政府施政。規模更大、資源更多的同鄉會為了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交流和加強對國家的認同感，還會舉辦國情研習班。
大國框架下湧現的社團全為「天然親中」，例如香港客屬總會的成立宗旨便開宗明義地要愛國愛港，這根本地決定了社團性質及運作模式，重大活動例必邀請中國官員為主禮嘉賓，包括市級及縣級和政協、統戰部、中聯辦、外事僑務局等。陣容愈盛大愈能彰顯愛國情操，無不爭相以此為榮。同鄉會之間甚至有時會因此引起衝突，互相攻訐愛國愛港力度未如預期，最終需要中聯辦從中協調。
另一邊廂，中央高度重視香港愛國愛港社團的作用，在港的同鄉會與港府也有着「微妙的關係」。一方面，政府允許或鼓勵社團特別是社團領袖參政，首要目的便是利用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去宣傳政府政策，減少施政阻力。另外，在社會政治對抗和分化加劇的環境下，政府更需要社團幫助維護社會主流價值以及社會和諧穩定。
在中央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官方也積極參與同鄉會的建設中。例如同鄉會的負責人會在年度大會致辭時明言：「得到政府的關心」，又例如同鄉會在發刊詞中直言：「有關領導時賜方針與關懷」。在會址揭牌儀式中坦言，中央政府在方向性及精神上予以指導。這些指導主要圍繞兩個原則：積極響應家鄉招商引資，以及在中國政府與香港社會交流中貫徹愛國愛港的核心價值。去年3月，特首林鄭月娥出席香港廣州社團總會第二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時表示，「香港廣州社團總會擁護『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社會和諧安定，成績有目共睹。」字裏行間蘊含官方對同鄉會等社團的關切，突顯兩者的微妙關係。
隨着近年香港政治形勢愈趨複雜，為了作出適切指導以有效組織群眾，內地政府甚至派官員出任同鄉會等社團顧問，將社團納入政治體制內。中央政府將互不從屬、結構鬆散的大小同鄉會改變為上下等級，形成中聯辦—大型總會—小型總會或聯會—個別社團組成的四級行政制度，便於協調，逐漸改變了社團的政治生態。至於同鄉會是否能真正發揮中共視覺下的「統戰」作用，還值得我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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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2日）《靠「蛇齋餅糭」連結同鄉社團能助政府穩定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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