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交友軟件已成為都市年輕人的日常，但「約炮神器」的標籤始終如影隨形。我們一邊左滑右滑，一邊對這種「污名」心照不宣。這矛盾從何而來？悉尼大學媒體與傳播學講師陳力深點出關鍵：這是一種「文化迭代」。從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酒吧交友，到如今司空見慣的軟體滑動，每一種新形式誕生時都背負「不正經」的指責，直到下一個更新、更「可疑」的模式出現，它才會被「正名」。而在此過程中，平台已將我們的社交需求與FOMO（錯失恐懼症），融進一套天衣無縫的商業邏輯：一個匹配雙方需求的「雙邊市場」，一套利用「錯失恐懼」出售「可能性」的付費模式。

「社媒症候群」系列深度報道之二

交友軟件最初服務於邊緣群體

交友軟件的歷史，遠比公眾認知得更早——剛開始並不是服務於異性戀主流群體。悉尼大學媒體與傳播學講師陳力深追溯，首個交友軟件是美國於2009年發布、專為男同志社群設計的Grindr。當時，同性戀是小眾而不被公開接納的群體，人們因而轉向線上社交。有學者指出，「70%的同性關係都是在網上開始的」。真正的分水嶺是2012年Tinder的橫空出世——「主要是給大眾、給異性戀男女用的，那時候大家開始知道它的存在。」陳力深指出，在新聞報道、電視節目和疫情社交隔離的加速下，Tinder加強宣傳，下載量激增。

「如果說約會軟件的始祖，其實是1990年代的網上交友，例如美國的Match.com，或者Yahoo都有Personal Ads。」陳力深分析，科技只是載體，真正驅動變化的是工業時代以來人類對「自由戀愛」的渴望，「這個自由戀愛的觀念，其實是交友軟件出現的原因。」

「數字婚介所」解決的三大痛點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市場學助理教授黨矗從市場角度解讀了交友軟件的本質——滿足「馬斯洛需求」，「交友軟件解決了我們的社交需求，需要愛情，需要朋友，需要歸屬感。」在傳統社會，這個需求由熟人網絡（家庭、朋友、同事）緩慢滿足；而交友軟件，則像效率至上的「數字化婚介所」，它聲稱的核心價值是極大降低搜索成本與緩解信息不對稱。

黨矗分析交友軟件解決的三大痛點。第一，極大降低搜索成本。「以前沒有App的時候，你認識一個潛在交往對象，搜索成本非常高。受限於地理位置，受限於你的圈子。」第二，解決信息不對稱。「你可以更容易地搜尋到更多的人，更容易地了解對方的信息。」第三，降低被拒絕的恐懼。「被拒絕恐懼也是App解決的痛點之一。」黨矗補充道，「在線下你可能不敢去搭訕，但在線上，對方沒有回你消息，你也不會太在意，因為你不認識他。」

交友軟件為什麼看起來「不正經」？

交友軟件常被認為是尋找短暫關係的平台，甚至「約炮神器」，長期以來使用交友軟件的人都或多或少被認為是「愛玩」、「不正經」。陳力深解釋，Grindr作為交友軟件元老，一開始確實是以「約炮」為主要目的，但後來出現的MOMO（陌陌）則是因為宣傳片中將使用場景描繪成「在酒店附近遇到心儀對象」，宣傳策略的出錯導致其長期以來也被定義為「約炮神器」。

「當有一個新的科技出現的時候，往往我們就會做一些以前不可以做的事情。」陳力深解釋，新交友形式的「方便性」與「低摩擦」——例如只需幾秒就能開設帳戶——讓人們敢於從事以往在舊模式中「不方便」或「有責任」的行為（如短期關係）。正因如此，新形式總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直到下一個更新、更「可疑」的模式出現，它才會被「正名」。

「這是一種文化迭代現象。」陳力深分析道，每一種新興的交友形式，在其誕生之初，都會被貼上「不正經」的標籤，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朋友介紹對象或是酒吧認識對象會被認為是「不正經」。但當交友軟件出現了，「這種方式就看起來就超級正經」，軟件則被成為「被攻擊的替代品」——「新形式出現，舊的就自動成為了正統」。

陳力深預言，當更新的交友模式出現，今天的Tinder也會搖身一變，成為「正統」的象徵。「可能15年之後，我們有更新的交友模式，例如VR交友，我們就會覺得VR交友會不會只是用來做Cyber sex（網絡性愛），反而用Tinder，只是文字溝通、相片溝通，就看起來很正經。」他提醒：「科技本身並無原罪，真正決定如何使用它的，始終是用戶自己。」

交友軟件如何利用我們的FOMO情緒

從經濟學視角看，交友軟件是一個典型的雙邊市場。黨矗解釋，「平台是中間，連接兩邊的用戶。」這與Uber匹配司機與乘客、Airbnb匹配房東與房客的邏輯如出一轍，「有兩邊，平台是中間，連接兩邊的用戶。一方有偏好，但另外一方得接受，兩邊都得同意，你才會有一個匹配的成功。」

平台的盈利模式，則建立在對用戶這種「FOMO」心理的計算上。黨矗指出，直接的變現方式主要包括會員訂閱、付費解鎖特定功能（如查看誰喜歡了你、無限次反悔右滑）以及廣告投放。而間接變現則可能包括與線下活動、電商等生態的聯動。當你滑走一個潛在對象後，軟件彈出「你錯過了喜歡你的人」，並附上付費提示，正是利用了用戶對「錯過機會」的恐懼，將「信息」與「可能性」明碼標價。如黨矗所言：「會有抓住一些FOMO的情緒，畢竟APP也要商業化。」

如果一個軟件可以讓大家看到無限多人，大家在選擇的過程裏面就會傾向比較隨便，如果軟件每天最多只是給20個人，用戶對待每一個選擇就會比較認真。

軟件的不同設計篩選不同目標用戶

更隱秘的商業邏輯，則藏在產品設計裏。Tinder的「無限右滑」與Coffee Meets Bagel的「每日限量推薦」，瞄準的是截然不同的用戶與關係模式。前者創造老虎機般「不定期的正向回饋」，令人上癮；後者通過製造稀缺性，篩選出尋求深度關係的用戶。黨矗分析，「不同的App本質上都在做差異化，因為人有不同的需求」，有的人喜歡「輕鬆關係，不想有什麼Commitment（承諾）」，而有的人則更希望開展一段長期關係。於是，軟件透過設計來篩選和吸引不同的客群。

這種差異化進一步催生了高度垂直細分的市場。例如，近年興起的一些「高學歷實名制戀愛APP」，通過將用戶嚴格限制於特定院校或背景，再加上學歷平台驗證和真人認證的門檻，精準服務於尋求「門當戶對」的高知群體，而那些只想發展「方便快捷」的短期關係的用戶就會被「門檻」阻擋在外。黨矗指，這本質上仍是降低搜索成本與信息不對稱，將「效率」提升到了新的維度。

社交軟件讓我們更連結還是更孤獨？

陳力深則以中國交友軟件陌陌（MOMO）為例，剖析了其界面設計的複雜性與差異化策略。他指出，與設計單一，只能「左滑右滑」的Tinder不同，陌陌在同一個軟件內至少整合了三種截然不同的界面：第一種像Instagram，展示附近用戶或已配對對象的日常動態更新，導向生活化的分享與交流；第二種是直播界面；第三種則是匿名溝通空間。他認為，這種多界面的設計讓平台能同時容納用戶的不同目的——無論是生活分享、娛樂觀看還是匿名傾訴，不同界面各自造就了不同的關係形式與互動氛圍。

當手機螢幕不斷被各式交友軟體的通知點亮，演算法日復一日地為你推送彷彿「可能合適」的人。你可以在一天內與十位配對對象開啟對話，一周內赴約三位精選的候選人——我們彷彿置身一場永不落幕的約會盛宴，手握看似無窮的選擇權。

但在這滑不完的列表與刷不完的推薦背後，一種新的困局悄然浮現：當相遇變得如此輕易，我們是更自由了，還是更茫然了？是與更多人產生了連結，還是反而被困在持續的比較、難以專注的循環裏？那些不斷湧現的「下一個可能」，究竟拓寬了愛的機會，還是加劇了深層的「錯失恐懼」與對承諾長期關係的猶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