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央推行系列反壟斷和「雙減」措施，而騰訊公司、阿里巴巴等科技巨擘亦相繼投入大筆損款以配合「第三次分配」，不少對中共一知半解的人難免因而加深誤解，以為中共是要劫富濟貧。說到底，嚴厲監管的用意何在？這又是否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之舉？對香港的市場監管又有何啟示？

為什麼要反壟斷？

過去，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小不了科技行業的助力。可是，阿里巴巴、騰訊等平台經濟體，憑借自身的技術和雄厚的資金，不只壟斷自身行業，還滲入到不同的行業之中，造成跨行業的壟斷問題。比如，阿里巴巴網購平台淘寶要求賣方作「二選一」，即要求賣方只能夠在淘寶網上銷售貨品，假如賣方被阿里巴巴發現同時在京東或其他競爭平台上銷售貨品，阿里巴巴會將其貨物「限流」。此舉明顯只為了壟斷其市場，賺取最多的流量和利益，進而限制了市民的銷售渠道。

而早前騰訊為擴大旗下的遊戲直播平台虎牙在行業內的優勢，尋求與另一網站鬥魚合併。據數據公司MobTech估計，虎牙和鬥魚在價值超過30億美元且增長迅速的市場中佔有80%的份額。兩者的合併無疑會改變整個遊戲直播行業生態，形成排他的行業壟斷。

這無疑會形成眾多問題，比如排他的行業壟斷會令中小型企業難以進入市場。同時，由於市場的競爭有限，企業可以憑藉其壟斷地位，不合理地定價，以賺取利潤，亦無須推動技術創新，以維持其競爭力，最終市場活力被扼殺，經濟發展效率亦會大幅降低。

有見及此，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市監局）着手整頓不同行業的壟斷問題，理順行業發展脈絡。比如去年11月3日，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在香港掛牌前突被煞停。市監局責令阿里巴巴因「二選一」措施，繳交182億元人民幣的罰款，阿里巴巴亦承諾會取消「二選一」措施，降低平台門檻。有業內人士指出，上述虎牙與鬥魚的合併亦被市監局煞停。據高盛集團7月20日的一份綜述，自去年11月以來，中國監管機關已採取逾50起行動，內容涵蓋反壟斷、金融、數據安全與社會公平等。這些措施被視為調整市場發展方向、激活市場活力之舉。

除平台網站外，教育培訓亦是另一個重點整治的行業。今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文件提出要以學生為本，「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禁止教育培訓機構「資本化」運作、不再審批相關機構發牌，禁止相關機構上市融資、發行股票，現有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卻令整個教育培訓行業一夜傾覆。

但這樣做並不是看不慣教培業而予以取締，事實上，國內的教培業一直飽受詬病。學生之間的競爭環境激烈，為了爭得些許優勢，家長間對教育資源的競逐成為一大市場「風口」，吸引資本進入。而受到資本吹捧的教培業，又加快商品化，利用家長對子女上學就業的焦慮，創造更多課外學習的「需求」，結果導致教育成本上升，學生的課外時間被擠壓，學業壓力不斷增加。無法支付額外教育成本的基層家庭更難與富戶競爭，又導致基層學生要花費更多時間彌補差異，反過來承受更重的學業壓力。近年不時有新聞報道，內地初、高中學生因不勝學業壓力，不幸自殺；學生的精神問題亦有愈加嚴重的趨勢。凡此種種，正是多方共謀的結果。

三次分配是「強迫之手」？

市民還沒搞清楚「共富」的實際意義，卻被社會上的「三次分配」和「捐獻潮」吸引了目光。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今年1月就表示，「為鄉村振興、共富而努力，我想這是我們這一代企業經營者的責任和擔當」。騰訊於今年4月宣布投入500億元人民幣，幫助中國鄉村脫貧。

而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中央明確提出要構建「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所謂的「第三次分配」被喻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溫柔之手」，即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社會各界通過自願損獻來促成資源再分配，幫助有需要的群體。

而在會議結束僅僅一天，騰訊隨即宣布再增加500億元捐款，並啟動「共富專項計劃」，旨在振興農村，為低收入群體增收、完善基層醫療建設、均衡發展。騰訊的大手筆難免令人質疑，原本旨在道息感召下的自願捐獻，變為政策壓迫下的捐款。

不少人憂慮，這種政策的壓力已經超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範疇，更多在強迫企業分享利潤，變相抑制企業和市場的發展動力。然而，回歸根本理念，推行「反壟斷」、「減負」和「三次分配」等政策措施，其實是要理順資本市場無序擴張所造成不利於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問題，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而非為資本服務。理念歸理念，在推行過程中出現偏差，在所難免。比如「雙減」的初衷雖好，但只要激烈的學業競爭環境不變，原來的課外補習需求只會依附其他平台和渠道，教育資源對階級固化影響依然存在，而整頓卻為教培業帶來「災難性」影響。

追求「共富」是為緩解貧富分化產生的挫敗情緒與社會矛盾，鞏固中共的執政基礎，回歸中共追求建立公平社會的政治初心，但要確保政策效果與執行理念相稱，以「高質量發展為前提」，做好發展、做好分配，遵循市場規律地達至「共富」，做好「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而非落入與資本、與市場作對抗的「均富」思維，這無疑是長遠又艱巨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