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星期前，大學聯招放榜，八所由公帑支持的大學（八大）都標榜自己收錄了多少優秀學生。其實大學本身也有放榜——每年更新及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例如在2022年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五所大學位列全球百大，在科研表現及學術聲譽等不同領域均有國際認可的非凡成績。
然而，在競逐排名背後，大學教育為此付出了怎樣的代價？更核心的問題是，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學教育到底在為誰服務？香港「土產」的學者難以在八大找到教席，不多的畢業生能找到發展機遇，一些大學生更被指摘為激進和暴力。每年接受政府過百億的資助大學，會否走向了所謂的「沒有靈魂的卓越」而不自覺？

「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的競爭」的時代背景

香港各所大學取得優秀的國際學術表現除了有賴香港不同的學術人員的研究、出版和教學，亦因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健華於2001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政府在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十年計劃，為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奠下了基礎。及後，負責就香港各所院校發展向政府提交意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遂由2002年起提出「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的競爭」應作為各所資助院校發展的方向，並逐步訂下各種指標，為八所資助院校「衡工量值」。自此之後，香港的大學機構便開展了接近二十年的「排名追逐戰」。

當時負責撰寫報告並提出香港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的教資會資深委員、教育學者兼時任英國愛丁堡大學校長宋達能 （Lord Sutherland）表示：「如果（香港）要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就要在包括大學在內的所有相關領域，與外國對手進行競賽。」

因此，香港政府亦應「從策略角度突出少數院校為政府資助和私人捐助的重點對象，其明確目標是使這些院校有能力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的競爭。」並且，報告中強調「任何院校如欲吸納和爭取這方面的資助，必須證明本身具備一個能與上述策略性發展方向互相配合的管治和管理架構」。宋達能報告被當時政府接納後，各所受政府資助的院校便隨即成立檢討小組檢討大學管治及管理架構，並逐步訂立校內教研人員的研究出版要求；而教資會亦逐步改變對大學資助的機制，鼓勵八所大學參與世界性的排名競賽。

當「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的競爭」主導了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後，例如在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僅排266、287及335位，遂引起「排名風波」。至2004年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科學領域上的全球大學排名，科大和港大分別以50位及72位躋身全球百大，方令兩所大學管理層壓力漸減，排名卻自此成為各所院校教研人員的「必要目標」。

當然，大學追求排名亦是世界趨勢。自從美國在1983年起《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開始以排名報道美國最佳學院，不同的排名就如雨後春筍般湧出。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開始公布全球大學排名，2004年QS公司與《泰晤士高等教育》聯合發表《QS世界大學排名》，後來國立台灣大學在2007年起發表《世界大學學術績效評比》，同年荷蘭的萊頓大學科學技術中心亦以文獻計量指標發表《萊頓大學排名》（CWTS Leiden Ranking）等等。各個國家和地區逐漸以建立其排名機制，鼓勵國內或地區的大學機構參與競爭。

為英美主導的學術期刊服務

理論上，大學既接受公帑資助，理應有「衡工量值」的機制監察大學內的教研人員的學術成果，而追求國際排名便有助社會評價其發展效果。而且，大學躋身世界前例不但有助畢業生求職，亦有助學校收生並減少對公帑補助的依賴。

但在現實中，各院校「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的競爭」，最終卻異化成為英美主導的學術期刊及標準所服務。例如世界著名的QS大學排名，佔整個排名計算方程式六成比重的「研究質素」，其中超過一半是由「學術同儕」所評定，亦即是由英美學者以主觀的方式評定大學的研究觀感；而另外一半則是以「學術期刊引用率」作計算。為了「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的競爭」，其客觀效果就是香港各所院校把各種期刊分為A、B、C的等級，盲目地要求教研人員滿足這些英美為主導期刊的研究議程。

最終，每年數以百億計的公帑開支就投放在這些早已由外國龍頭大學壟斷的遊戲機制，不僅本地及區域所關注和重視的研究議程被嚴重忽視，亦因為整個「策略性發展方向」而塑造了現時香港既官僚又脫離本地實況的大學行政機構及教研團隊。無論換怎樣的校長，大學的管理層仍然是追逐英美主導的學術期刊及英美學者的主觀觀感，沒有空間思考他們領導的大學可以如何為香港社會服務。難道這就是教資會所說，「使高等教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便要付出代價」的結果？

院校發展不能脫離香港需要

香港的大學院校要培育下一代的社會棟樑，便必須擺脫為其他國家地區的期刊或排名機制服務的習慣。首先，作為向政府就大學教育發展提供意見的諮詢機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需要認清問題的核心，而非簡單勸說公眾接受「要使高等教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便要付出代價」。在脫離現時由英美主導的世界排名思考模式前，教資會應積極改變現時以學術期刊為主導的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並且以更合符個別院校發展，以及香港和國家的需要而調整評審工作，例如引入以中文語言為主的文章期刊、對香港社會的倡議甚至公共服務元素作為評審項目。

長遠而言，教資會亦應進一步思考在國家發展下各所院校如何才能確立「立足中國香港、放眼世界」的主體定位，而不是隨波逐流地只參與外國主導的「排名遊戲」。香港社會需要重新出發，過去多年盲目跟從外國主流發展的大學，有沒有改革的決心及成為「新遊戲規則設定者」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