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時代轉變，特區政府不時高舉教育改革的旗幟，卻少有切實討論大學需為香港培養怎樣的人才。在這個過程中，大家甚至漸漸忘記了教育的真正內核：什麼才是好的大學教育？

香港從2000年開始推行教育改革，到如今已經過了二十個年頭，在這期間，國際環境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全球高等教育市場興起，跨境高等教育成為愈來愈重要的課題，幾乎每個學者都會把「國際化」掛在嘴邊。在採訪中，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的榮休教授程介明多次講到香港的「國際化」發展：「高等教育發展的前途關鍵在國際化，大灣區是現下很好的契機。」程介明在多年研究內地與香港的高等教育中發現，大灣區和香港之間，高等教育的雙向流動性應該大力加強；同時也要將國際上不同的文化融入到大學中，提升大學的國際視野。

大學「國際化」的基礎是什麼？

和程介明一樣，曾任亞太教育研究學會會長的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對「國際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強調「教育樞紐」的作用，香港作為中國的窗口，在世界人才交流中通常扮演中轉站的角色，「香港教育的發展同內地息息相關，大灣區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香港要面向全球發展，開展本地和國際市場，形成區域性教育樞紐。」在鄭燕祥看來，「國際化」之所以重要，是可以讓學生在國際化的教育環境中，了解到多維度的文化，培養全球公民的意識。例如他在著作《香港教改：三部變奏》中指出，「香港成為教育樞紐，可以在區域內乃至全球吸收、爭取、培養、保育甚至輸出優秀人才。」而首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亦在199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人才關係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整體競爭力，香港要想成為經濟蓬勃、市民富足、文化豐盛的世界都會，首要任務是培育和匯聚人才。

可是，港府念茲在茲的教育改革進行了這麼多年，至今仍然困在局內找不到出口，全因把焦點放在行動形式和表面分歧，令根本的問題無法被提出，自然也沒有處理，以致最終陷入不斷累積問題的惡性循環，忽略了當中的關鍵是：大學真的盡了責任，為社會培養出有遠見，有胸襟氣魄，能立足學術放眼人間，成就一番事業的人嗎？「國際化」的基礎又是什麼？

世界經濟論壇在一份人才技能趨勢報告中提到，2022 年人類與機器的工時比例將由 71:29 轉變為 58:42，勞動分工的轉變將取代 7,500 萬個工作職位，同時會出現約 1. 33 億個新的工作職位。為配合國際趨勢，本地教育大力推動「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課程。在大力推崇科創教育的同時，傳統的人文學科逐漸被弱化，這樣的習慣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作為本地第一所高等院校，港大從1912年開辦課程起就以實用學科為主，看重理工科目，輕視人文學科。可以說，教育長久以來似乎傾向於為學生配備充分的技能適應社會變化，卻常常忽略學生健全人格的培養。

人文關懷是對人性與人生的思考，沒有人文關懷，人就變成了冷漠的工具，更難言對社會有任何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這樣發展下去，市民從此就成了官員的選票數字，公眾就成了經濟學家的統計數據，大學曾經珍而重之的理念也變得滑稽可笑。科技的應用始終需要有邊界，若是任其被無限制的開發應用，終有一日會反噬到人類自身，人文素養則是駕馭科技的關鍵，亦是現下教育最為欠缺的部份。

精緻利己主義——精神缺失的代名詞

北京大學文學教授錢理群曾指出，大學最大的悲哀就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的老師培養出一群智力超群的利己主義學生。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現下已經成為大學精神缺失的代名詞，人文主義的價值理念在國際化商業化的浪潮中也漸漸不知所蹤。

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這樣談到香港現下的社會困局，認為大學作為整個社會的縮影，反映的又是一代人的精神狀態，「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商業社會，強調經濟效益」，教育成為了一種投資，社會、大學、家長都主張學業為重，在成績掛帥的主流教育思想中，我們對一所大學的成敗判準，集中於其國際排名、畢業生的就業率、大學教授取得的科研經費，這些量化標準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卻容易將學生帶入到錯誤的路徑上，把一切都視作純粹的商業，講人生價值等同於經濟價值。

正如台灣知名作家龍應台早年在香港有感而發所指，「中環價值」壟斷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在香港，經濟效益成為了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從此明德格物、博文約禮、篤信力行被束之高閣，「德、智、體、群、美」下成長起來的知書識禮、有道德有擔當的年輕人無法與「中環價值」兼容，成為了沒有市場價值的「邊緣人」，教育成了純粹的人力資源投資，只為滿足香港的經濟發展需要。

「大學不應該過分強調經濟效益而忽略人文價值，大學需要追隨社會主流，接受社會主流價值的規範，同時我們又期望教育可以昇華到有批判思考功能的層次，兩者之間有表面矛盾，人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發展，在不同目標之間前進。」張炳良認為不應該從單一角度看問題，在香港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功能很重要，但人不能僅僅是個經濟人，人還要有其他的價值追求，「中環價值」理念之下，香港的非正常狀態在於，商業化浪潮強勢侵佔其他領域的自主性，人變得愈來愈工具化，文化、藝術、道德、研究等一切都要用經濟效益和市場價值來衡量。

張炳良又提到，大學不該成為商品化的浪花，大學應該將這些價值的深刻內涵傳達給學生。學生入學時知道人文價值的內容，甚或知道學校都是為他們好，不代表他們理解和認同有關內涵。只是，不理解又無心學習，如何產生所謂的教育效果？當有學生的行為出現偏差時，大學如果僅僅以成年人應該有獨立思考能力作回應，拒絕解決根本問題，結果只會讓兩方更極端。掌管大學方向、保證教學質素的管理層只靠出事之後的強硬處罰，不防患於未然，早作思想引導，只會令人更失望。

不能忘記培育人文關懷

哈佛學院前院長Harry R. Lewis曾著書《大學如何忘記了教育》（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談及當大學在設計教育內容時，在發展國際化辦學時，在為滿足資本需求加強學生市場競爭力時，在以商業思維治理大學時，不應該忘記基本的人文關懷和價值理念，失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育人理念。

從這個角度出發，大學「國際化」的發展不應該成為歐美大學的「麥當勞化」，一味地迎合量化指標，例如香港的大學體制為了和國際接軌，在2012年從三二二三制（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三年大學），改為與世界接軌的三三四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國際化」是今天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大學調整原有的教育理念無可厚非，但過於注重於英語教學的比重，招收非本地學生的數量，在全球大學中的排名，拋卻了自我的文化使命，卻是捨本逐末。畢竟國際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提升大學的教育質素，培養出對知識有好奇，對社會有關懷，對生命有反省的人才，這也才是教育的真正未來。

人的目光太短淺，只關心自己一代人的需要，滿足私慾，忽視的就是下一代的福祉。英國著名文化批評學家Terry Eagleton在《大學正緩慢死亡》一文中提出，教育確實應該對社會的需要作出回應，但是這並不等於把你自己當作資本主義的接待站。香港的教育現下正面對一個艱難的處境，在時下鬧劇之中，大學應該先行一步，重新拾起知識的傳遞鏈，藉以培養德才兼備的年輕人，若仍不斷在外部兜圈，久而久之，只會造成各方對教育根本性問題的漠視，甚至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