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創校的民生書院（Munsang College），是二十世紀初香港城市規劃與東亞宏觀政局交織而成的產物。《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由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鄺智文所撰，他自本世紀初投身歷史研究，筆耕不輟，專研近代東亞軍事史，尤精於清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的香港歷史。他在書序中坦言，自己從未想過會為一所學校撰寫歷史。這本著作在啟德濱住宅計劃下應運而生，豐富了除港島和新界以外，關於九龍以至「新九龍」的歷史研究；亦讓人窺探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的發展與變化，一所書院，見證香港百年的空間史與軍事史。
文：香港電台開卷樂｜原題：一所匯集前清舉人、傳道者、漂泊洋學者的書院？：《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上）

動蕩時局下誕生的學院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重塑了全球政治版圖，也在中國社會激盪出各種全新視野與思想。這些新興思潮中，基督教網絡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自十九世紀末起，隨着基督教青年會（Y. M. C. A.）在各地萌芽，加上倫敦傳道會和浸信會等組織在沿海城市建立教會學校，培育出一批兼具西方視野與本土情懷的華人菁英。這群知識分子既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又懷抱熾熱的愛國抱負。在目睹國家內憂外患之際，他們不約而同地達成一項共識：唯有透過引進優質的現代教育，才是改良社會、實踐救國宏願的根本途徑。

與此同時，香港在二十世紀初持續擴展，人口的急劇增長帶來了龐大的社區需求，啟德公司看中新九龍的發展潛力，決定在九龍灣一帶斥資填海，目標是打造一個規劃完備、配套設施現代化的華人高級住宅區。要吸引住民，教育設施是重要的一環。啟德公司在當時的招股章程中，鄭重承諾將「為居是邦者之子弟謀教育」，計劃在該區開辦完整學校體系。這項因應城市擴展而生的承諾，恰好與當時華人知識分子推動西式教育的理想一拍即合，成為民生書院創校的歷史起點。

民生書院創校史

「民生書院」校名的由來，是取兩位創辦人區德（又名區澤民）的「民」字與莫幹生的「生」字，兩位皆是啟德濱建校計劃的推手兼出資人。一九二二年，他們的共同朋友曹善允正式提議籌建學校，並於一九二六年三月正式開學，歷時近四年。鑒於當時香港的知識分子和教育發展，與基督教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要物色一位具西化教育背景而又合適的領校人才，耗時不少。及此，便不得不提書院的首任校長——黃映然。

一九一零年，黃映然獲傳教士豪姑娘資助，由汕頭轉至香港聖士提反書院深造。該校由何啟與曹善允等紳商創辦，致力提供西式基督教寄宿教育。一九一二年，他再獲資助入讀上海聖約翰大學，四年後取得電機工程學士學位。後來他再遠赴美國進修，曾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修讀碩士，後轉至阿默學院（現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深造，獲得電機工程研究生文憑。

時值一九二零年代中期，中國教會學校本地化浪潮，留美歸國的黃映然迎來大展拳腳的機遇。黃映然兼具工程背景與美國學校行政訓練，履歷遠優於當時群倫。身為聖士提反舊生，他隨即被史超域牧師賞識並引薦給曹善允。他自一九二六年起執掌民生校政長達十四年，其先進的教育理念與自由的行政作風，對民生書院戰前的奠基與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兼收並蓄，教職人員不論出身

在香港大學以英語為唯一收生標準的殖民時代，民生書院自創校起便特立獨行，堅持「中英並重」與母語教學，小學部更前瞻性地兼授文言文與白話文。首任校長黃映然對學術把關極嚴，規定入學必須通過中文與算術考試，故此，開學時全校僅錄取到十八名男生，當中包括創辦人曹善允的兩名兒子。草創初期的民生書院規模精簡，僅有四名教職員，包括校長黃映然、其夫人劉似蘭、中文老師廖耀農及外籍英文老師陸克夫人（Mrs. Anne E. Luck）。然而學校發展迅速，到了第二學年，學生已增至六十多人，教師亦擴充至十八人，當中不乏兼職的傳教士與英軍家眷。文獻記載，戰前在民生執教的老師累計超過一百三十二人。這群學者來自五湖四海，背景各異。

在眾多外籍教師中，以蒲樂道（John Blofeld）最具傳奇色彩。這位生於倫敦的劍橋高材生因醉心東方神秘主義與佛教，於一九三一年毅然輟學奔赴上海，卻因病受困於香港且用盡盤川。黃映然校長惜才，邀請他加入民生任教。此外，九龍在當時遠離政治核心，加上民生書院不隸屬任何宗教團體，其自由包容的校風，成為各方知識分子躲避政治風浪的安身之所。例如晚清的梁廣照，他秀才出身，曾任職清廷刑部，在清亡後退出政壇投身教育，並於一九二八年加入民生擔任中文教師。這群新舊思潮交織的標誌性人物在民生匯聚，共同實踐興學抱負。

（本文原刊於報章專欄《開卷樂》，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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