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鄺智文撰寫，他自本世紀初投身歷史研究，筆耕不輟，專研近代東亞軍事史，尤精於清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的香港歷史。早前出版。其中日佔時期是香港歷史沉重的一筆，而民生書院（Munsang College）倖存的出版物保留了大量寶貴的戰時一手資料，使民生的師生參與抗日的記述，得以流傳至後世。
文：開卷樂｜原題：書本與戰火相隔多遠？《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下）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逢週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bookview

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民生書院自創校之初便深植強烈的民族意識。一九三六年後，隨着中日衝突激化，校園內的活動皆與時局緊密相連。當時，書院雖正為嘉林邊道新校舍籌募基金，但面對國家危難，全校師生毅然發起一連串支援抗戰的賑濟與籌款活動。

一九三七年戰爭全面爆發，民生書院積極投入抗戰支援工作。在後方救護方面，校內女教師與女生合力縫製了一百套傷兵內衣，並邀請「僑港海員洋務援賑戰區被難同胞聯合會」代表司徒月琴蒞校教導救傷技能。同時，學校將時局新聞融入日常教學，據舊生徐添福回憶，體育老師陸恩敬為了鍛鍊學生的防衛意識，曾在校內推行「大刀操」與「木槍操練」。然而，這種帶有軍事訓練色彩的演練隨後驚動了官方，在勸喻下被煞停。

此外，多元化的籌款與物資捐贈在校內不曾間斷，並一直持續至香港淪陷。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民生書院召開全體員生大會，決議實行「定額長期救國捐輸」，規定學生每日捐獻一仙銅幣、教員每日捐五仙銀幣。翌年十月，全港發起「為前方將士徵募棉衣運動」，學校第一時間響應，校長伉儷率先捐出十件寒衣，全校共募集近百件。在民生師生中，投身前線的參軍者至少有五人，他們一路上投書《民生書院校聞》，將親身體驗分享予同儕後輩。這段歷史彰顯了民生書院的風骨，亦成為戰前香港華人共赴國難的縮影。

淪陷：渡過劫難的書院文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時任香港總督楊慕琦投降，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率先進城的日軍部隊佔領了九龍城與啟德機場一帶，民生位於啟德濱的舊校舍其後被拆卸，嘉林邊道的新校舍則在一份關於九龍仔石屋的日本文件中，被標注為「波八一一五部隊真鍋隊」的營房。那時，不少寬敞的校舍於日佔時期被軍方佔用作為軍營或醫院。民生之所以被列為敵產，除因戰前積極抗日外，更可能由於師生在保衛戰時已撤離，使校舍空置而淪為日軍佔據的建築。

淪陷時期的書院雖然停運（除了小學部），但民生的師生仍在困境中掙扎求存，延續知識。民生書院體育科主任陸恩敬在香港淪陷期間留港，並加入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的團隊，參與日據政府成立的「香港市民圖書館」工作。當時，陸恩敬等工作人員被編入調查班，負責查訪全港各地的藏書。他們利用這個職務之便，四處搜集並保護因戰亂而流散的重要文獻與書籍。在他們的努力下，包括聖約翰書院、英國俱樂部（可能指Hong Kong Club）以及民生書院本身在內的大批珍貴戰前資料與古籍得以保留下來。這項工作不僅讓陸恩敬在艱難歲月中得以糊口，更為民生書院保存了關鍵的歷史根基。

重生：一所被深愛着的學院

二戰給香港與民生書院帶來無法磨滅的破壞。一九四五年九月，英軍接管用作日軍營房的校舍，經校董曹善允與教育司柳惠露向軍方斡旋，嘉林邊道校舍才於翌年五月獲歸還。此時小學部率先復學，中學部的復校卻因校舍殘破而一波三折。當時門窗盡毀、水電不通，校園遍布防空洞與遺留彈藥。面對百廢待舉且經費短缺的困局，曹善允曾提議將學校交由政府接辦，時任校長黃歡連亦對重組中學部感到卻步。

然而，陸恩敬與林思顯等同學會活躍成員強烈反對，堅持恢復中學。在同學會與校董會積極聯絡並達成共識後，各方協力修復校舍。隨後，同學會不僅全力發起捐款活動以修繕校園，更特別為貧困學生提供資助學額。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同學會舉辦了戰後第二次校友日，吸引約百名校友共襄盛舉，此後校友日成為每年傳統，為民生書院注入了強大的凝聚力與復甦的生氣。從艱難復校，到後來脫離政府資助與擴充校舍，民生書院始終發揮着校訓「人人為我、我為人人」(All For One, One For All)的精神，師生眷愛書院的情感不變。

（本文原刊於報章專欄《開卷樂》，此為加長版。圖片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