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助理院長暨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馮志弘博士，主要研究唐宋文學及思想、中國文化與宗教。翻開其著作《文化詮釋與宗教信仰：宋代與近世》的目錄，乍看主題雜多，範圍廣闊無拘，其實每篇都扣聯着「創作如何呈現一個的時代文化與信仰」，書中研究砌起一片片散落於不同文本的拼圖，像偵探查察線索，抽絲剝繭，逐步拆解題首的問題。
文：香港電台開卷樂

因體而異：一個祥瑞，兩種詮釋

慶曆二年（一零四二年），被後世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學家歐陽脩，在〈問進士策題〉設問：「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宋代語境中的「感鬼神」，主要沿襲《詩經》傳統，指涉具教化作用的文字。策題中描述古人作詩過程為「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歐陽脩重塑經典的關鍵提問是：個人的「歡樂悲瘁」，究竟能否動天地、感鬼神？整段策題中所論的是「詩人」而非「聖人」。這是解題相當重要的一點。而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出題者本人對此有何見解？

歐陽脩從未正面回應鬼神的形質問題，而是將其一併歸入「不可知」的範疇，認為無須過度考究。他更寫《詩經‧麟之趾》評論道：「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認為所謂祥瑞顯靈昭示帝王德行、天下太平，荒誕無憑，痛斥將祥應與政治強行牽合的迷信，損毀瑞獸意象於詩文中發揮的意境。由此可見，歐陽脩固然否定鬼怪異說，卻也明確的認為經史學與文學本質殊途，文學奠基於創意和創造，切合宋人「因體而異」的寫作觀。故此，縱使歐陽脩抨擊經學詮釋上的怪異，也無阻其創作中對鬼神意象的奇思妙想。

詩人與詩，能否與天地感應？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寞收雷聲。百蟲壞戶不啟蟄，萬木逢春不發萌。」此段異象連連的詩句，乃歐陽脩於嘉祐六年（一零六一年）所作〈感二子〉的開篇，狀寫蘇舜欽、梅堯臣逝世後人間發生的種種奇事。若將此段與先前《詩經·麟之趾》的引文並置，讀者或許會感困惑：歐陽脩是否自相矛盾？實則不然。〈感二子〉一詩旁徵博引，純粹將怪異作為文學意象運用，旨在感念蘇、梅二人卓越非凡的詩詞造詣，其影響力甚至動搖自然物象，使其歿後天地同哀。歐陽脩極其明確地區隔了經學與文學中「感鬼神」的書寫範疇，他也深知，當時的宋人絕不會輕易將文學中的奇思創想與現實混為一談。

回到最初的題目，倘若歐陽脩未有承認鬼神的形體存在，那麼在其心中，天地人有何關聯？詩歌又能否感天地鬼神？答案是肯定的，而關鍵便在於「氣」。歐陽脩在〈書梅聖俞稿後〉道明了自己的見解：「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天地人以「氣」相接。只要人發自內心傾訴心中鬱積，這份真純自能與天地鬼神之情相接。詩人創作時的純粹與真摯，能化為「和氣」，進而與冥冥天道遙相呼應。

上帝、天公：換個用詞，換套形象

「古人謂此覷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歐陽脩在〈感二子〉中稱蘇、梅二人窺探天巧，因而招致天公嫉恨，這便打破了天公與鬼神必然至善的假設，正如世人常言的「天妒英才」，將主宰者人格化，藉以感嘆非人力所能掌控的命運遭遇。無獨有偶，北宋詩人蘇軾畢生的詩詞歌賦中，亦大量使用不同的詞彙來指涉主宰者。在他的詩作中，「上帝」往往被視為雕琢自然奇觀的造物者，抑或是懲惡勸善的至高大能者。

當他使用「天公」時，形象又被賦予了鮮明的人格化色彩。天公不僅能創造奇巧絕倫的自然景象，性情亦如天氣變化般變幻無常，衪既會因怪責詩人窮盡物態、窺探自然奧秘而懲罰他們，一如〈次韻答劉涇〉所寫的：「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天公也會成就詩人創作，施予靈感與啟發，恰如〈僧清順新作垂雲亭〉云：「天公爭向背，詩眼巧增損。」

假如命運的主宰是個小童

蘇軾筆下最具特色的詩化主宰，莫過於「造化小兒」。若追溯此用詞的雛形，可追溯至《新唐書·杜審言傳》所載：「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蘇軾是第一位將杜甫祖父杜審言原話中的「造化」改為「造物」、合稱為「造物小兒」的文人。孩童形象的造物主，與往常嚴肅、偉大且崇高的人格化主宰形成強烈反差。造物小兒好戲頑耍、捉弄世人，令人無奈卻也束手無策；然而正因如此，人世間的際遇與困境便顯得無須過度介懷，反而淋漓盡致地展現出詩人不為物囿、笑對風雨的灑脫嚮往。

---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逢週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book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