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福伯」二字是殮房工作者的代名詞。然而，這個稱呼的背後，藏着一段被歲月遺忘的真實故事。

人稱「福伯」的葉福，是香港第一位華人法醫聽差（又稱殮房助理員或殮房服務員），協助法醫進行遺體解剖與殮房管理的專門職位。他原為內地富家子弟，因戰亂來港，最初為街頭小販，後加入政府，從信差做到華人法醫聽差。從一九四六年入行起，福伯經歷了天花疫症、一九六二年溫黛颱風、一九七四年跑馬地紙盒藏屍案、七十年代廉政風暴、越南船民潮等重大歷史事件。雖職位低微，但他為人誠懇及樂於助人，以使在一九八一年，獲時任香港首席法醫王陽坤醫生提名，獲頒授大英帝國勳章（BEM）。

「福伯」的女兒葉秀娟，從小在殮房旁長大，後來成為小學教師及教育署視學官，移民紐西蘭後取得教育碩士學位。半生漂泊之後，她回望父親的一生，將深情化作文字，寫成《我的爸爸是福伯》一書，讓那些在死亡身旁綻放的人情溫暖，穿過塵封的記憶，重新被看見。

童年，在殮房旁邊

葉秀娟的家，就在殮房隔壁。一家九口擠在狹小的宿舍裏，左鄰右里加起來二十多個小孩，全是公務員的子女。他們的遊樂場，是殮房的空地。「我們在空地打乒乓球、踢足球。爸爸買了張乒乓球枱給我們，又帶我們去看南華足球比賽。」福伯是南華的球迷，每逢球賽，一家大小穿上藍衣，揮旗吶喊。那是葉秀娟記憶裏，最熱鬧、最快樂的時光。

但最特別的，還不是足球。有一天鄰居六叔走到宿舍天井對葉秀娟說：「我告訴你們，你們一定要謹記不要走近廁所那道牆。」可是葉秀娟從來不怕。她晚上一個人走去殮房旁邊的寫字樓溫書，燈一開，靜靜坐着，偶爾讀到一半，就有人按鈴——「黑箱車」到了，送來一具遺體，她便放下書本，開門，看着工人把遺體推進殮房。對葉秀娟來說，殮房不是一個可怕的地方，而是留下一段美好印記的居所。

愛助人的爸爸改變了女兒的一生

因工作關係，「福伯」認識很多在政府機構工作的人士，加上他樂於助人，因此在他有困難時，別人也樂意為他提供協助。十七歲那年葉秀娟時常發燒，當時一位吳醫生親自上門診症，發現葉秀娟感染腎結核，即時安排腎臟科頂尖教授為她動手術，救回她一命。這位吳醫生是當年跟隨「福伯」在殮房學習解剖的醫科生，後來成為瑪麗醫院院長。若非得「福伯」這位好友相助救治，葉秀娟自言今天的故事便沒能流傳下去。

一九七零年，葉秀娟報考羅富國教育學院，放榜後遲遲未收到取錄信，以為落選，極度失望。一星期後，與父親熟稔的郵差來電：「有封信是給你女兒的，不過寄錯了，派去了加路連山道。」原來信件誤寄至另一個區域，本來勢必石沉大海，但郵差感激福伯平日經常幫助他，故親自把信送上門。雖然已過註冊期限，但校方體恤接納，葉秀娟順利入學，完成兩年師範課程。

為父親發聲：電影《福伯》不是我的爸爸

二零零三年，港產電影《福伯》上映，葉秀娟指電影中的人物只是虛構角色，與其父親並無直接關係。至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爆發，葉秀娟身處外地，封城期間被困家中，面對電腦，她開始在社交媒體連載父親的故事。沒想到反應熱烈，許多人鼓勵她出書。後來得到編輯協助，找到許多珍貴舊照片，終於完成《我的爸爸是福伯》這部著作。葉秀娟希望還原父親真實的人生，讓大家看見福伯對家庭和社會的貢獻。

《我的爸爸是福伯》不只是一本回憶錄，更是一幅舊香港的社會風景畫。透過一個在殮房工作的基層人員的故事，我們看到五、六十年代的人情味、街坊之間的互助精神，以及一個父親如何用最樸素的方式愛護家庭、幫助他人，甚至改變子女的命運。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逢週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book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