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尚未嶄露頭角，他擔任《多倫多星報》的外派記者，與第一任妻子赫德莉前往法國巴黎旅居，撮寫通訊報道。
文：香港電台開卷樂｜原題：我多希望在我只愛她一人時就死去：《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下）

賭馬、旅行、租住旅館寫作、流連咖啡館、光顧高級餐廳……他把這段生活形容為「窮但快樂」。讀者也許會會心一笑，與吃不飽、穿不暖的底層比對，海明威的生活可謂是相當有餘裕了。貧窮的標準見仁見智，不過，快樂確實在字裏行間流溢，花都的際遇影響其往後的文學生涯，他與摰愛相擁入睡、分享見聞，苦樂參半的日子，始終幸福。巴黎與溫情的滋養，豐盈了他的一生。

撕頁的痕跡

同伴的長相與姿態、景物的具體描寫、輕淡如日記的口吻……巴黎的一切歷歷在目，恍似昨日。當我們得知《流動的饗宴》是海明威臨終前三、四年間的書寫之作時，可能既感意外，亦感受到其中的無限懷思。

有別於邊走邊寫的遊記，它是一部回憶錄，是結合追憶的實時筆記。海明威在自序中坦言，「書中許多地名、人物以及作者的觀察和印象略去不提」，在作家筆下，這段前塵舊事的呈現經過鋪排與編選，是六十年代的海明威審視二十年代的自己、一場跨越半生時空的對話。

回憶錄的撰稿斷斷續續，直至海明威辭世以後，最終在一九六四年才經由第四任、亦是最後一任妻子瑪麗編輯成書。她刪減了部分手稿，主要是海明威對當時妻子赫德莉的愧疚與致歉。究其原因，外人無從得知。直至孫輩重新編版，被「撕去」的文本才被歸還給這本回憶錄。

歡迎到訪第三空間，此處有思想、對話與機遇

聚會，是文化人交流、尋求機遇、宣傳和發表作品的重要環節。除了咖啡館和酒吧，沙龍文化亦是思想與藝術的搖籃。

書中第二章寫到，海明威在盧森堡公園認識了被譽為「文壇教母」的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她是作家，亦是巴黎藝文界蓬勃發展的重要推手，提攜了馬蒂斯、畢卡索等現代藝術家，時常在花街二十七號的寓所舉辦沙龍。夫婦倆每逢造訪她的住處，都會獲得點心、茶和甜酒的盛情招待。

海明威每次經過都會訪造工作室，觀賞畫作，與健談的史坦女士談天說地。不只是賞析文學和藝術，史坦女士還會指導他如何買畫、投資。縱使後來二人因文學理念不合而漸生嫌隙，這段往事被記錄下來，興許說明對這段友誼的珍惜。

位於奧德翁街十二號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性質近似私人圖書館。海明威第一次去書店時，因沒有帶上足夠的錢加入租借圖書館而感到羞怯，親切善良的店主蘇薇亞‧畢奇（Sylvia Beach）女士對他說，可以等有錢時再交保證金，且為其填了一張卡，並說無任歡迎他借書的數量。

「其實，她並沒有理由信任我。她從來不認識我……然而，她是那麼開心，那麼熱情，那麼親切。她的背後就是圖書館的寶藏，一排排高達天花板、延伸到正對內院的裡屋的書架，架上堆滿了書籍。」面對真誠的善意，誰人的心能不躍動鼓舞呢？這些物質和心靈的支援，對於初出茅廬的文士而言，可謂是莫大的慰藉與滋養。

「失落的一代」

一九二六年，海明威首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或翻譯作《旭日依舊東升》（The Sun Also Rises））問世即引起轟動，扉頁題詞「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更成為時代的深刻標籤，它精準勾勒出戰後青年集體的精神創傷，以及在傳統價值瓦解後的迷惘與疏離。

這句定義了整段戰後歲月的名言，最初的出處，竟只是巴黎某間修車廠老闆對年輕員工脫口而出的一句抱怨，後來經由史坦女士轉述給海明威。許多年後，海明威在晚年的回憶錄中，重新提起了這段往事，澄清這句名言的真正由來。當時，曾是導師與摯友的史坦，卻早已與海明威漸行漸遠。海明威亦頻頻把對第一任妻子赫德莉的懷念與愧疚投放於筆墨之中，甚至寫下：「我多希望在我只愛她一人時就死去。」究竟是他晚年對純真歲月的追悔，抑或只是文學上的感傷？這份藏在文字背後的內疚，靜靜地交由讀者定奪。

書中尾段，流逝的時光已然恆永：「巴黎的生活永遠寫不完，在巴黎住過的人回憶也迴然相異。不論我們變，巴黎怎麼變，也不論去巴黎有多容易，有多困難，我們總要回到巴黎。巴黎總值得眷戀，不管你帶去什麼都能得到回報。不過，這裡寫的是早年的巴黎，當我們很窮、但很快樂時的那段日子。」

---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逢週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bookview

4543.07